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同时，由于河水含沙量高，成为一条善淤、善决、善徙的悬河，因而也被称为“中国的忧患”。
对待黄河，钱正英倾注了如同对待母亲般的热情与关爱。上世纪40年代，她担任山东解放区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兼党委书记的时候，在防汛抗洪期间，每天白天到堤上督战参战，晚上在办公室等候水情、思考对策、布置工作，凌晨三点睡觉，早晨六点起床，“是用整个身心在掌握”。数十年后，当她回顾这段往事时，充满深情地说：“当我深夜在办公室，等候黄河的水情报告时，我仿佛在倾听她的脉搏，并渴望医治她的创伤。我为黄河的巨大魅力所吸引，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也深深地爱上了水利这门职业。”
三门峡事故和“蓄清排浑”方案
为了控制黄河洪水、开发黄河水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聘请苏联专家，于1954年编制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并将位于黄河干流上的三门峡水利枢纽作为黄河治理一期工程中的一项重点工程。
1960年9月，经过建设者数年奋战，三门峡大坝比规划提前一年建成，期间克服了苏联中断技术援助的困难，自行安装成功两台发电机组，水库开始蓄水发电。但是，正如钱正英所说：“三门峡水库胜利投产发电之时，是我们开始认识错误之日”。实践证明，虽然已经修改了原设计，降低了蓄水位和库容，但泥沙淤积情况还是比原设想要严重得多。到1962年2月，才一年半时间，就淤积泥沙15亿吨，水库变成了“泥库”，不仅淤了三门峡至潼关的峡谷，而且淤积部位迅速向上游延伸，形成“翘尾巴”，如任其发展，将有可能威胁西安。
问题出现后，各方面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全盘肯定，认为应按原规划继续在上游支流修建拦泥水库，减少干流泥沙；有的全盘否定，认为只有废除三门峡才是出路。1964年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去西安，陕西省对三门峡问题怨气很大，言辞激烈，邓小平回京后指示中央书记处定方案。中央书记处开会前一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把钱正英叫到家里，说有人提出可在三门峡上游建拦沙坝，你看行不行？钱正英说不行，因为“花钱没有那么少，时间没有那么快，效果没有那么好”。彭真又问，那你看怎么办好？钱正英说：“我愿意去实地调查，提出方案”。时周恩来出访非洲10国归来，亦不顾旅途劳累，深夜打电话让钱正英赶到总理办公室，详细询问三门峡的情况，郑重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三门峡“如果不行就把坝炸掉”的意见，令钱正英十分震惊。周恩来要钱正英尽快去现场查看，提出处理方案。
经过钱正英与专家们反复研究和实验，最终提出了一个简称为“蓄清排浑”的方案。这个方案对原设计作了根本修改，将原来的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即在大坝左侧增建排沙隧洞，当汛期水多沙多时，如无防洪需要，就完全打开闸门，排水排沙，冬季水少沙少时为了协助下游预防凌汛则可适当蓄水；将原来的高水头发电改为低水头发电，把原安装的两台15万千瓦高水头水轮发电机组拆除后迁移到丹江口水电站，另行制造安装能利用水库自然径流的5万千瓦低水头水轮发电机组。改建方案经周恩来批准后实施，1968年完成一期工程，效果显著。1969年开始二期工程，至1973年竣工，不仅基本解决了库区泥沙淤积“翘尾巴”的问题，而且使三门峡工程仍能发挥一定的防洪、防凌、灌溉、发电综合效益，为我国开发利用多泥沙河流提供了经验。
1974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获得初步成功》的报道，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看到报道，让前来探望的副总理纪登奎打电话问钱正英，报纸上关于三门峡的报道“是不是真的？”钱正英对着话筒激动地说：“请向总理报告，是真的，我们把三门峡的问题基本解决了，请总理放心！”
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事故发生后，钱正英在抓改建、作反思的同时，积极组织和大力推动对河流泥沙问题的研究，使中国的泥沙研究逐步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刘家峡事故和“走资派”出山
在《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中，计划在黄河上游建设一批大型水利工程，以控制洪水、开发水电，刘家峡水利枢纽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我国首座百万千瓦级的大型水电站。
1958年9月，刘家峡水利工程在苏联专家的援助下开工兴建，后因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回，并带走了所有的设计图纸，使工程无法继续进行，于1961年停工。之后国家决定，工程及设备均由我国相关单位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建造，工程于1964年复工。
刘家峡工程复工不久，1966年，“文革”爆发，工程建设虽然受到很大影响，但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声中仍在继续进行。而在数千里之外的水电部机关大院，大批判的浪潮早已席卷了每个角落，部机关的正常工作完全瘫痪，钱正英作为水电系统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人们经常看到的钱正英，不是在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就是在机关大院里扫地。有时扫着扫着，跑来一个人喊：“钱正英，总理叫你去开防汛会”，于是钱正英放下扫帚就去开会，开完会回来又拿起扫帚接着扫地。周恩来多次与水电部军管会负责人谈“解放”钱正英的问题，并亲自向水电部造反派解释说，钱正英有错误也只是执行问题，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总理来负。
1968年，由于懂业务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大多受到批判而“靠边站”了，刘家峡工程在庆祝关闸蓄水的锣鼓鞭炮声中发生了重大事故———闸门关不到底，水越流越急、越流越多，最后冲毁了导流隧洞，造成水库不能蓄水的严重后果。
刘家峡工程发生重大事故的情况报到国务院后，周恩来深知，派不懂业务的军代表去刘家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让懂业务的领导干部主持事故处理工作才行，便想借此机会把钱正英“解放”出来。在召开研究处理刘家峡问题的国务院专题会议前，周恩来让工作人员打电话问水电部军管会：“除军代表外，部长级是否有人抓业务？能否参加国务院会议？”钱正英参加会议后，周恩来又在会上正式提出让钱正英出来工作，前往刘家峡处理事故。尽管国务院其他领导对此不无担忧，钱正英却毅然而平静地踏上了西行的征途。
钱正英没有辜负周恩来的苦心。到刘家峡后，她立即下到工地，仔细查看事故现场，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商讨对策，并拍板决定处理办法，终于完成了导流隧洞的修复，于当年10月15日下闸蓄水成功，保证了水电站的后续工程建设。周恩来十分感慨地说：“培养一个女部长不容易，又红又专的就更少了！”
在刘家峡，钱正英不仅处理了工程事故，还整顿了工地秩序，强调了注重工程质量和依靠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性。1969年，刘家峡第一台机组安装成功，投产发电；1974年，五台机组先后安装完毕并投入运行，刘家峡水电站全部建成，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电力枢纽工程———高147米的大坝，如同天门紧锁在两岸悬崖峭壁之间，形成一个面积130多平方公里、蓄水57亿立方米的巨大水库，可灌溉1500多万亩农田；水电站装机总功率122.5万千瓦，年发电57亿千瓦时，强大的电流源源不断地送往甘肃、陕西、青海三省。因其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壮观的峡谷风光和山水景色，刘家峡水利工程被誉为“黄河明珠”、“高原明珠”。
黄河断流和“八七分水方案”
“八七分水方案”，是1987年钱正英任水电部部长期间主持制定的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
解放初期，沿黄各地每年引用黄河水量约60亿至80亿立方米，上世纪80年代初上升到250亿至280亿立方米，30多年增加了200亿立方米左右，而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引用水量持续上升，上、下游用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一个十分严峻的现实是，自1971年后，黄河下游河段就经常发生断流，至1986年的16年间，10年发生断流，且有断流天数逐年增多的趋势。同时，黄河下游河道是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而随着引用水量的增加，将进一步减少入海水量，从而使河道淤积日趋严重。因此，必须留有一定的输沙入海水量，才不致加速下游河道淤积的恶化。
为解决上述问题，水电部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制订黄河水量分配方案的设想。钱正英认为，首先要研究为维持黄河下游河道的生命，需要多少水；然后再研究如何进行黄河水资源的配置，使地处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能在一个比较合理、公平的框架内取水用水。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水权的问题，毕竟上游取水、用水多了，下游能够取到、用到的水就少了甚至没有了。
于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多年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首先确定了黄河当时的年均河川径流量为580亿立方米，维持黄河下游河道的生命即河道输沙以及生态环境等共需要用水210亿立方米，剩下全河年度可供分配水量370亿立方米。但是，1983年，沿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向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的2000年需水量竟然达到747亿立方米，超出黄河可供分配水量的一倍以上！
1987年，国家计委、水电部以黄河年度可供分配水量以及沿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80年的实际用水量为基础，综合考虑了各地农业灌溉规模扩大、工业和城市用水量增长，根据节约用水、统筹安排以及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经过与沿河各地政府的反复协商，对当时黄河可供分配耗用的370亿立方米河川径流量进行了分配（见下表），形成了“八七分水方案”。
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南水北调工程生效前）（亿m3）
该方案由国务院办公厅于1987年9月11日以 “国办发（1987）61号”文印发，成为沿河各地政府制定用水规划、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和工农业生产布局的重要依据。
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是我国第一个大江大河水资源宏观分配方案，为解决十分敏感而棘手的黄河水权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为10年后进一步实施黄河水量调度方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8年12月14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水利部将以“八七分水方案”为基础，制定并经国务院批准的《黄河可供水量年度分配及干流水量调度方案》、《黄河水量调度管理办法》，印发各有关地区和部门，对各地用水量按断面进行控制，分别以下河沿、石嘴山、头道拐、花园口、高树和利津水文站作为进入宁夏、内蒙古、黄河中游、黄河下游、山东省和河口地区的水量控制断面；黄河干流刘家峡、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等水库以及支流故县、陆浑、东平湖等水库由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组织统一调度。1999年8月12日以来，黄河再也没有发生过断流。
二级悬河和下游河道滩区治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治黄事业快速发展，在黄河上、中游建了很多大、中型水库，削减了洪峰流量，使下游发生大洪水以及洪水漫滩的几率都大为减小，确保了黄河数十年安澜。
与此同时，黄河大堤内成片的、肥沃的滩地吸引了沿河群众的目光，人们开始在滩地上种植农作物。为了不让河水进入滩地淹没农作物，就又在河道的主河槽两侧修建了槽堤。有了槽堤，加上多年没有发生大洪水，进入滩地的人越来越多，对滩地的开发利用也不再是仅限于种植农作物，人们在滩地上盖起了住房，甚至建起了村庄、工厂。
但是，槽堤在防止河水和洪水进入滩地的同时，也阻碍了泥沙进入滩地，沉积的泥沙淤高了主河槽，使黄河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二级悬河。槽堤更大的危害是严重阻碍了洪水的泄放，遇到它管束不了的大洪水时将严重威胁滩区内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对下游河道及滩区进行治理十分紧迫。但是，在3544平方公里面积的滩区内，多年来已开发耕地375万亩，定居181万人，在没有足够的可开发地和居住场所的现实情况下，要把滩区内的群众迁移出来，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钱正英于本世纪初开始关注这个问题，虽然此时她已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0多年，但她从没有离开过水利。当时对解决滩区问题，意见分歧很大，有的主张全部废除槽堤，有的提出基本维持槽堤现状，也还有一些其他意见，争持不下。2004年4月，钱正英参加黄河下游河道治理方略高层研讨会，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对各种方案，都要在论证具体化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否则很难取得共识，也难以做出正确判断和选择。她说，在三峡论证过程中也有各种意见和分歧，最后采取的办法是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分析利弊得失和可行性，以趋利避害。二是要对不同河段滩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从实际出发，找到因地制宜和切实可行的方案。她指出，黄河下游滩区可分为四大段，即京广铁路以西，京广铁路———东坝头，东坝头———陶城铺，陶城铺———宁海，四段滩区情况差别很大。例如陶城铺以下河段，基本上是窄河，滩地较小且分散；陶城铺以上基本是宽河，滩地较大，但情况也不一样，如东明段在小于3000立方米每秒流量时就会发生漫滩问题。因此，可以选择一些急需治理的典型河段，研究它当前和今后的实际问题和合理的解决措施。如有的河段，要尽量把群众迁出滩区；有的河段，可考虑建设蓄洪放淤区；有的河段，要改变生产方式，发展草畜业、旅游业等。首先在一个河段统一认识，有一个方案，进而通过这些典型，逐步地从全面取得统一认识，不失时机地开展工作。
2012年，钱正英又根据本世纪以来黄河下游来水量和输沙量大幅下降的情况，提出此变化为下游河道和滩区治理提供了有利条件，要求加快推进这项工作。在钱正英的指导和推动下，有关单位通过联合考察，提出了《黄河下游河道与滩区治理》考察报告，并向水利部提出了工作建议，得到水利部的支持，相关地方政府也将其纳入社会发展规划。
2017年，作为脱贫迁建试点村，山东省东平县耿山口村783户、2331人整体搬出黄河滩区，住进大堤外新建的社区楼房；自2015年至2020年，河南省已有30万人迁出黄河滩区，过上了踏踏实实的安居生活。
【链接：关注黄河水沙变化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黄河水中的含沙量明显减少，2008年以来年均只有1.57亿吨，不足过去年均16亿吨的十分之一。钱正英敏锐地注意到这个变化，立即要求有关部门和科研单位对这样两个问题进行专题研究：黄河水沙变化是周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若干年内含沙量能稳定在多少亿吨？她认为这两个问题直接关系到黄河治理大政方针的制定。在她的推动下，中国水科院牵头的“黄河水沙变化机理与趋势”研究项目于2016年5月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专项。
对这个问题，钱正英还先人一步想得更远。她说，如果黄河含沙量大幅下降是在上游建设梯级水库、淤地坝等工程措施和实行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水土保持措施综合作用下取得的成效，我国政府就应该以白皮书的形式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的治理世界上含沙量最高河流的工程，取得了伟大的成功。（钱恂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