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于望族名门，6岁上小学，10岁上中学，16岁上大学，从小的梦想是留学美国、当工程师；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丢掉幻想肩负起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19岁参加新四军，放弃学业投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21岁走上水利之路，在干中学、学中干，29岁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部省级领导和大学校长。这位当今中国唯一揽抗战胜利纪念章和光华科技成就奖于一身的传奇人物，就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水利（水电）部原部长、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华东水利学院首任院长钱正英。
一、父亲给她带来的“留学梦”
钱正英是浙江嘉兴人，双亲的先祖分别是吴越国王钱镠和北宋文学家、婉约派“词宗”秦观。钱正英于1923年出生在上海。此前一年，赴美专攻水利工程的父亲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祖国，很自然地，父亲把从美国带回来的一套理想传给了自己回国后诞生的第一个孩子。在钱正英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告诉她，美国已经有了女工程师，但是中国还没有，他要钱正英将来成为中国的第一批女工程师，并且为她设计了这样一条道路：小学———中学———大学———赴美留学———回国当工程师。所以，父亲带回的“留学梦”，早早就在幼小的钱正英脑海里扎下了根。而自小聪慧的钱正英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盼，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她的学习成绩都是数一数二的。因小学不断跳级，1933年，刚满10岁的她就进了中学，而且学习成绩依旧名列前茅。1936年夏天，初中毕业的钱正英跟随母亲赴武汉，与时任江汉工程局第二工程事务所主任的父亲共度汛期。每天上午，她跟在父亲的身后，到长江边去看水尺,就怕水位上涨，望着无情的滔滔江水，心中充满了对水的畏惧和无尽的担忧；每天傍晚，她在小院里等父亲下班，直到看见父亲踏进家门，她的心才放下来。这个难以忘怀的暑假，给初次接触水利的13岁少年钱正英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此后不久，由于政府腐败，包工头横行，工程难以为继，父亲结束了他短暂的水利事业。他不但自己决心不再搞水利，而且告诫钱正英，以后可以学土木搞建筑，但是这辈子也千万不要搞水利。
二、她决心为“中国梦”奋斗终身
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父亲失了业，无力再供钱正英读书，不得不让已在读高中二年级的钱正英休学，他承诺找到工作即让她复学。这个打击对钱正英来说不啻晴
天霹雳，她感到自幼的理想、梦想一下子全破灭了，大哭了一场。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钱正英失学在家的一年，却成为她思想上的一个转折点———她有机会阅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行漫记》等进步书籍，仿佛在茫茫黑暗中看到了一缕曙光，使她的心里豁然开朗，开始跳出个人的小圈子看世界，明白了只有求得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个人才有出路的道理。
1938年，父亲终于在唐山谋求到一份职业，在只身北上的同时，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让钱正英恢复了高中学业。一年后，钱正英高中毕业，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
当时，大学里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党组织注意到这个学习成绩突出且不满现实社会、思想倾向进步的女青年，有意识地让一些进步学生与钱正英交朋友，邀请她参加读书小组，阅读进步书籍，讨论抗战形势。一段时间后，钱正英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今后是当工程师，还是投身革命？两种思想、两条道路在钱正英的头脑中激烈地斗争着。
在党组织的教育感召下，钱正英下定决心，以革命的大理想代替个人的小理想，为民族解放和复兴的“中国梦”奋斗终生。她在入党申请书上写下的第一句话便是：“我生不逢时……出于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才选择了革命”。
1941年9月，刚满18岁、正念大学三年级的钱正英被正式批准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三、她设计的第一座建筑是师长的墓碑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上海地下党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为保存革命力量，1942年10月，上级党组织决定将钱正英等大学生党员撤退到淮北解放区。于是，已读到四年级、快要大学毕业的钱正英中断了大学生活，彻底告别当工程师的梦想，成为新四军第四师的一名女战士。
报到的时候，坦诚的钱正英向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等师领导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和遗憾。彭雪枫安慰她说，将来我们淮北解放区也要搞建设，一定找你设计，你还是有机会当工程师的。然而令钱正英怎么也没有想到也更为遗憾的是，两年后，自己设计的第一座建筑是彭雪枫的墓碑———1944年9月，她所敬重的、能理解她的师长彭雪枫在战场上壮烈牺牲。
钱正英到根据地不久，就遇上了日军称之为“铁壁合围”的长达33天的大扫荡。于是，钱正英与战士们白天在村子里隐蔽，或穿梭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打仗，晚上在泥泞的田埂上行军，在一个月黑风大的夜间，钱正英一连摔了五跤。她咬紧牙关，不断在心里默念着“坚持！坚持！再坚持……”就这样，她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度过了战争的第一关。不仅如此，在这样艰险的环境中，钱正英仍坚持学习，对照思想，做心得笔记，她的学习笔记是做的最好的，为此还差点被调去担任师政委邓子恢的秘书。
在四师，钱正英较快地完成了由城市大学生向合格的革命战士的转变。她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而且去除了身上从小就有的“骄”、“娇”二气，与战友、老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性格也变得坚毅、开朗。
四、违背父训投身水利
1943年夏，淮河泛滥，两岸一片泽国。次年开春，四师和淮北行政公署作出组织群众修复淮河北岸堤防的决定，但苦于没有懂行的人。因钱正英是学土木工程的，于是命她参加修堤工程指挥部，负责技术工作，钱正英自此走上了水利之路。
当时，淮河南岸是日占区，日寇的汽艇在河上游弋；西边是国民党军占领区，插着青天白日旗的土黄色军车横冲直撞。修堤指挥部白天在部队的武装保护下上堤搞工程，晚上和部队一起打游击，在附近各村庄流动住宿，以防敌人的偷袭。对特殊环境和新的工作岗位，自称“对平仄一窍不通”的钱正英写了一首打油诗，抒发自己的胸怀：
夕照映远山，大堤临长淮。
足下黄水去，天边白云来。
跃跃女儿志，浩浩祖国怀。
笑指对岸敌，中华屹然在。
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钱正英主持修建的堤防和河闸居然保留到新中国建立后，并且仍在防洪中发挥着作用。
1944年夏，淮北行政公署正式任命21岁的钱正英为建设处水利科科长。那年秋冬，淮北行署各县都在兴修水利，钱正英在解放区到处奔波。这期间，令钱正英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天房东大嫂偶然说起，妇女是不能到闸顶上去的，因为妇女不吉利，上了闸顶，闸是要倒掉的。钱正英说，可是我天天在闸顶上走，没人管我啊？房东大嫂说，你不一样，你是给我们治水的。钱正英从这件事，进一步了解到老百姓是多么看重治水，也促使她暗自下定决心，要把水利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这时，她想起了从踌躇满志学习水利到无可奈何放弃水利的父亲，自己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拾起了父亲的本行。而晚年的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新中国第一个女工程师是我培养的！”
五、一段富有戏剧性的经历
抗战胜利后，苏皖边区政府成立了水利局，调钱正英任工务科科长，负责以高邮为中心的苏北运河南段堤防修复工作。这段堤防是苏北十来个县的防洪屏障，抵御淮河经洪泽湖、宝应湖、高邮湖入长江的洪水，1931年江淮大水时曾决口,使地势低洼的该地区一片汪洋,百姓受灾惨重。1946年春，钱正英率民众将大堤修复加固后，当年夏天就发生了洪水,刚加固的大堤经受住了考验。而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个小故事，钱正英差点实现少年时的“留学梦”。
原来，大堤修复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人来考察，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澳大利亚人，钱正英接待了他们。他们对眼前这位懂业务、会英语的年轻的女负责人感到好奇，在了解了钱正英的身世与经历后，提出要保送她到美国去留学。边区政府批准了，钱正英也已经做好了包括检查身体等出国前的一切准备，结果内战爆发了，钱正英的“留学梦”又一次破灭。
不久，部队要紧急转移到山东地区，而钱正英恰在此时染上了严重的疟疾，躺在一个破旧的茅草屋里难以动身，多亏那位奉命返回的澳大利亚工程师临行前给了她小半瓶“奎宁”，可以说在危急关头救了钱正英一命。
十分具有戏剧性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位澳大利亚工程师来到中国，故地重游，再访苏北运河堤防工程。他在和江苏水利系统干部职工座谈时，拿出随身携带的钱正英当年的照片问，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人？她是不是还活着？人们告诉他，这是我们部长啊！后来，他还专程去北京，与钱正英见了面。
六、一个近似神话的传说
1946年秋，钱正英随部队越过陇海路撤退到山东，先后任华东军区兵站部交通科副科长、华东野战军前方工程处处长，短暂脱离水利岗位但并没有完全离开水，因为不论是交通科还是前方工程处，都不仅要逢山开路，还要遇水架桥，保证野战部队的通行。
说起钱正英架桥，还有一个近似神话的传说。
那是我军在一次转移中要过沂河，钱正英奉命为部队架桥，这也是钱正英架的第一座桥。桥按时架好，我军顺利过河后，国民党军队尾随而至，桥却在这时轰然垮塌！于是，“钱正英架的桥有灵性”的说法很快传遍了部队，一直传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耳朵里。尽管钱正英向首长坦承，是自己没有经验，架得不够牢固，我军过桥时的震动和洪水的冲击造成了桥的垮塌，陈毅还是下令，从部队中抽调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干部战士，组建一个工兵营，跟钱正英学架桥。
1947年，正在山东前线忙于为野战部队架桥铺路、训练工兵的钱正英，又奉命调任山东解放区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兼党委书记，重返水利岗位。原来，刚成立不久的河务局党组织薄弱，政令不畅，工作开展不理想。四师老首长、时任华东局副书记兼华东军区副政委邓子恢亲自与钱正英谈话，详细交代任务，并关切地问钱正英，要不要带一些干部去河务局开展工作？钱正英认为，带一批人到新单位容易产生误会和隔阂，不利于团结原有干部一道工作，于是提出不带任何人，自己一个人去，保证完成任务。邓子恢非常赞赏钱正英的勇气和胆识，含笑点头同意。
七、“紧三鞭”和“黄毛丫头部长”
直到现在，山东黄河河务局的档案资料中还有这样的记载：“来了一个女兵,骑着一匹大白马，扎着武装带，挎着驳壳枪，那策马扬鞭一闪而过的矫健身影，如同古代的女将军，成为山东黄河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钱正英刚上任时，一些资历老的工农干部不服气，一些留用的旧政权技术人员看不起她，但她在河务局大会首次亮相中关于自己“施政纲领”的即席讲话，以及讲话中发生的一个小插曲，让大家觉得这个年轻女兵不同凡响，从而对她肃然起敬。小插曲是大会上，几个留用人员想给年仅24岁的女副局长一个 “下马威”，就给钱正英递上了一张纸条，纸条上用英文写着：“What do you know,little girl?Why are you here at the Yellow River？（你这个小丫头懂啥？你来黄河干什么？）”，钱正英看后，不动声色地在纸条上用英文回了一句话：“The issues with the Yellow River is our nation’s. Why cannot I come?（黄河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我为什么不能来干？）”而她在迅速健全河务局各级党组织、理顺领导关系的同时，一次次地沿黄河两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一次次地亲自指挥抗洪救险，更是使广大干部职工和沿黄群众对这个能干、懂行的年轻女副局长刮目相看。很快，钱正英就有了个别称叫“紧三鞭”，这不仅是指她飞身上马就是三鞭子、未等另一只脚踏入脚镫马已跑出很远，更是对她雷厉风行、说干就干精神风貌的形象比喻和夸赞。
1950年3月，未满27岁的钱正英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由于在华东局研究干部的会议上，有人提出“黄毛丫头怎么能当部长？”因此，“黄毛丫头部长”的称呼很快就传遍了全国。
八、大学校园刮起了“钱正英旋风”
钱正英在新中国成立及担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前后，曾受组织委派，到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作了多场报告，讲述了自己在旧社会，从一个一心只想当工程师的大学生，到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斗争的思想转变过程，再到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水利建设中得到锻炼的成长经历和切身体会，号召大学生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吃苦耐劳，勇敢坚强，理论与实践结合，把学到的知识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需要。
在刚刚获得解放、迎接或庆祝新中国诞生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钱正英这位与在校大学生年龄相仿的“老革命”的报告，使本就激情燃烧的大学生们更加热血沸腾，争相以钱正英为榜样、为偶像，大学校园里和大学生中间刮起了一股“钱正英旋风”。在清华大学听报告的大学生中，有于世纪之交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首任常务副院长朱高峰，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文津等；在上海交通大学听报告的大学生中，有于1988年接任钱正英水利部部长一职的杨振怀，江西省委原常委、江西省原副省长钱家铭，中国工程院院士朱伯芳，以及主动要求带领学生投入治淮、后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青年教师曹楚生等。
钱正英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报告，不仅使大学生们深受教育，也使坐在大学生中间的水利系教授严恺深受启发———他是出于对经常来“蹭课”的她的好奇而来“蹭报告”的———这也为两年后他力邀她兼任华东水利学院院长埋下了伏笔。
九、新中国最年轻的部省级领导和大学校长
1950年夏，淮河流域遭受严重水灾，毛泽东多次作出重要批示；11月，中央决定成立治淮委员会，任命钱正英兼任淮委党委常委、工程部副部长，即刻上任，与另两名常委共同负责淮委的日常工作。这样，钱正英在离开上海八年之后，回到上海才八个月，就再次前往安徽这个自己参军及投身水利的地方，参与并领导新中国第一个流域治理工程，并很快在工作中展现出她的组织能力和业务水平。
1952年11月，中央任命钱正英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副部长。就在钱正英离沪赴京履新前夕，华东水利学院建校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严恺来到钱正英家，要求钱正英兼任华东水利学院院长（此时华东水利部第一副部长、党组书记、华水建校筹备委员会主任刘宠光受到错误批判）。严恺的要求令钱正英吃了一惊，她对他说：“我乐于当您的学生，但决不能当您的院长。”严恺则从多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向钱正英作了具体的分析，一番纯从办学事业大局出发、毫无个人利益得失考虑的阐述和诚恳的态度使钱正英深受感动，于是表示同意担任华东水利学院院长。但钱正英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全力支持严恺的工作，因此从思想上到行动上，都明确严恺是实际的院长。
1952年12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提名，中央正式任命钱正英兼任华东水利学院院长，严恺为第一副院长。于是，29岁的钱正英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年轻的部省级领导一个月后，又成为新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钱恂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