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是生命之源,也是文明之源。“水”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尤为重要,四大文明古国的文明均起源于河流。中国历史上,一座座城市的兴起、发展都离不开江、河、湖、海的润泽,因之,很多城市的命名也与水结缘。天津就是这样一座历史名城。无论岁月怎么变迁,海河已然成为天津亮丽的城市“名片”。海河,起自天津下西部的南运河、子牙河相交的三岔河口西,东至大沽口入海,全长70多公里。它的上游有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五条河流和300多条支流。河脉纵横交错,像一把巨大的扇子斜铺在华北大地上。
海河史话
说起海河的由来,可谓历史悠久。海河水系是全国七大水系之一,海河流域面积31.82万平方公里,流经的一级行政区域有:山西、内蒙古、河北、北京、河南、山东、辽宁、天津。[1]大体来说,海河流域西起太行山,东邻渤海,北跨燕山,南接黄河。这其中,占到全流域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是河北省,不过,北京和天津处于海河流域的东北部。天津,一座临水而兴、依河而建的城市,自古就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节点。三岔古河口,蕴藏着源远流长的津河文化,建卫六百年,海河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津门儿女。
海河水系形成的原因有三个,其一是流域内西、北、南三面高,东部低的地势,使诸水顺势东流;其二是黄河北迁提供了条件;其三是人为的因势利导。东汉建安年间,第一次出现众流归一的扇形河道结构,形成海河水系尾阊雏形。《水经·沽河》中说到:“清河者,泒河尾也。”当时清河的泉州,也就是现在天津的武清境内到军粮城那一段已经形成了海河干流。历史更迭,隋大业四年,也就是公元608年,南北大运河建成时候,海河水系又一次形成。世人皆知,经过400年,黄河于北宋庆历八年(1048)至元符二年(1099)年间三次决口北迁、夺海河入海,海河流域广大地区成为黄河下游。至南宋建炎二年(1128)黄河南徙后,漳卫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分别注入海河干流,海河水系再一次形成。宋朝时候,海河为界河下游段,金、元时称为直沽河、大沽河。海河这个名字始见于明末。清代陈仪的作品《直隶河渠志》中记载:“海河,南、北运河,淀河(大清河)之汇流,自天津东北迄至大沽口一百二十里。”这里所说的海河,也就是今天的海河干流。也就是从这时候起,直沽河等名称才逐渐被海河这个名字所取代,直到现在。
海河水路的修建,主要用途在于适应征战。从隋唐的“三岔沽”,金的“直沽寨”、元朝的“大直沽”,到明朝的天津卫,可以说天津的发展从未离开过“水”。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为经略河北和东北地区,在幽州、渔阳等地就派驻军队10万多人,年需粮50万石,主要靠组织大规模漕运以供军需,天津地区是漕粮转运的必经之路。这时天津已经形成金王朝漕运码头。金大定二十一年(1181),经三岔河口运往中都(今北京)的粮食达170万石。据《元史·食货志》记载,每年从江南运往北京的漕粮多达300余万石。
生活在天津的人都知道“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方舆纪要》中记载:“在县东南十里,小直沽受群川之流。大直沽又在其东南,地势平衍,群流涨溢,茫无涯俟,固有大直沽之名。”它作为当时中国北方漕运的中心,记载了天津漕运繁荣的盛况。“一日粮船到直沽,吴婴越布满街衢”的诗句,反映了漕运给天津带来的商业兴盛。海河水滋养了天津人,塑造了天津的繁荣。千百年来,海河像条巨龙,充满无穷的活力。
海河与城市的兴起
天津的得名和城池的建造都在明代。建文元年(1399)年,燕王朱棣与建文帝争权,从北京发兵,由直沽“济渡沧州”,南下夺取政权。事后因直沽是天子渡河之地,遂赐名天津。
明永乐二年(1404)设天津卫;永乐三年、四年(1405、1406)先后设天津左卫、右卫,并于1405年在南北运河交汇的三岔河口西南修筑天津卫城,主要职能是屏蔽京畿,保护漕运和军事防卫。
据《天津卫志》记载,“城垣九里十二步,高三丈五尺”,开设四门皆有城楼,分别名为:镇东、定南、安西、拱北。城外引海河水,同城四面设炮台七座,护卫城池。这些城池遗迹,在解放后的城市建设中不断被发现:南门外出土记载天津名称由来的《重修三官庙碑记》,东门曾发现墙基和门栓石,西门发现作城门基础的木桩,三岔河口北岸发现明和清代的二座炮台基址,都和史书记载相符。从明代开始,天津商业渐趋繁荣,主要集中在直沽和大直沽一带。今北门外的锅店街、针市街、估衣街,以及牛行、驴市、布店胡同等,都是天津的早期商业区。至清末,在城的北门和东门外还出现了洋货街。城市人口达40万,开始向国际商埠发展。
天津作为漕粮的贮存基地与转运枢纽,自然而然成了“通舟揖之利,聚天下之栗,致天下之贷,以利京师”的地位,南北方商货物品的集散场所,奠定了天津商业日趋活跃。长芦盐业产运销的发展,使很多盐商成为津门首富、这成为繁荣天津城市经济的重要因素。
那时,天津海船亦有驶至朝鲜、日本进行贸易的,但规模很小。清后期,携带土特产品和洋货来津贩卖的闽粤潮帮船队逐渐增多,天津出现专营洋货的洋货街,但与外商的直接贸易仍很少见。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辟为商埠,列强把持了海河干流。之后,天津城市形态与城市地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的发展,形成了新旧城区以大经路、东马路为中心和租界区以海河为中轴的网状城区街道格局,海河东西两岸有六座铁桥相连,使整个城市成为一个整体。
随着元、明、清三朝定鼎北京,海河流域成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是,海河流域的文化发展却如奔腾不息的海河一样源远流长。
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海河流域从永定河的上中游到漳卫河的上游都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至前3000年,海河流域内,新石器遗存主要有:山西鹅毛口石器遗址,河北磁山遗址,河南安阳后岗遗址和山西蔚县三关等遗址,分别分布在永定河支流桑干河、子牙河支流滏阳河、漳卫南运河支流卫河上。磁山遗址,把中国黄河流域植粟的记录提前到距今7000多年前,填补了前仰韶文化的空白,也修正了世界农业史中对植粟年代的认识。
相传,商朝的始祖曾在漳河下游一带活动,以后又在大清河支流易水河畔放牧。西周初,周公平定了东方叛乱,推行分封制和宗法制,在全国封藩建卫。在重要的封国中,海河流域有两个:卫,都朝歌(今河南汲县北),淇水一带是其统治中心:燕,都蓟(今北京市),永定河下游一带是其统治中心,势力远及滦河支流青龙河源头。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和推广,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水利工程的兴修,海河流域的农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经济的发展,海河流域形成了赵国的邯郸、中山,燕国的蓟以及卫国的濮阳,都是当时远近驰名的城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海河流域社会动荡不安,战火连绵不绝,经济社会和科学文化发展缓慢。西晋时,许多文人以避世的态度隐逸山林饮宴谈玄、研经作赋,其中以竹林七贤最为著名。北魏时玄学盛极一时,佛教获得进一步传播,文学、史学、艺术、地理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海河流域涌现了许多杰出人物,如地理学家郦道元、数学家祖冲之、画家杨子华、书法家卢谌、崔悦等。这一时期,雕塑和民歌大放异彩,兴盛一时。随着佛教的传播,海河流域内大兴石窟,其中云岗石窟举世闻名。
隋朝兴修了举世闻名的南北大运河,它的开凿对巩固中央政权对东南地区的统治和加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南北朝时,南北方的经学已经产生区别。《隋书·儒林传》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唐朝建立后,海河流域文化灿烂夺目,宗教思想、文学艺术、史学、科学技术等领域成果辉煌,造就出魏征、李百药、李吉甫、卢照邻、高适、刘长卿、贾岛、孔颖达、僧一行等杰出人物。宋辽时期,海河流域制瓷业和寺塔建筑业十分发达。在制瓷业方面,河北曲阳的定窑以其精细的制作、惊人的装饰技巧和优雅的风致冠绝当世,一时之间引得各地瓷窑效仿,形成了定窑瓷系。从元朝起,海河流域的北京成为历代都城,海河流域便成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推动了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三岔河口一带的直沽寨是天津最早的城市胚胎,海津镇的出现则确立了天津地区河海通津的重要地位。从金元时期开始,作为天津城市前身的直沽,经济、文化中心即在三岔河口沿河一带,天津设卫建城后这种情况未尝稍改,从而为天津确立了河海通津、南北交融的文化品格。开埠后,各国租界自海河上游向下发展,不但形成了天津城市发展夹河而立的总格局,也决定了“百年风云看天津”和东、西文化荟萃的文化走向。[2]
海河的根治
海河是由永定河、北运河、大清河、子牙河和南运河五大河流还有众多支流汇集组成的,在华北平原上形成一个幅度不大的向心形水系,地势平缓,夏秋季节降雨集中,且多暴雨,山区河流坡陡流急,洪水出山口就进入平原,坡度骤降,流速减慢,泥沙淤积,提高河床,百川灌河,相互顶托,都要通过海河这个咽喉入海,宣泻不及,往往泛滥成灾。史书记载,从1368年到1948的580年间,海河流域发生过严重水灾387次。1917年,永定河的洪水淹没了天津英、日租界,泥沙淤塞了海河。1939年8月,华北地区普降暴雨,海河上游和天津市内多处河道水势猛涨,洪水汇成一片。街道水深达2米,津浦铁路被冲毁。天津市区百分之八十的地区被洪水所淹,大部分地区被洪水浸泡长达一个半月之久,天津的陆路交通和工商业濒临瘫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法币约6亿元。有65万天津及其周边居民成为灾民。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就着手治理海河。1949年,开始计划根治海河的最长支流永定河。工程分三部分:一是在上游推行水土保持;二是在中游利用山峡修建水库;三是在下游整理疏浚河道。计划中的水库以官厅水库为最大,对永定河流域控制意义最大,拦蓄洪水也最多。1951年10月,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关怀下,经政务院批准,官厅水库工程正式开工。由此拉开治理海河的序幕。
经过广大工程技术人员不懈的努力,到1954年5月上旬,在完成44米高的巨型进水塔工程后,官厅水库工程全部胜利竣工。此前的1954年4月12日,毛泽东曾视察了水库土地,水库建成后,他又亲笔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
这是继治淮工程和荆江分洪工程之后,新中国兴建的又一个大型水利工程。“整个水库可以控制永定河千年一遇的洪水”[3],免除了永定河洪水对北京和天津一带的威胁,减少了下游千百万人民的灾害。
1957年5月24日,国务院全休会议第49次会议批准成立海河水系治理委员会。随后,又编制了《海河流域规划》。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党领导人民在海河上游相继修建了十三陵水库、怀柔水库和密云水库。
这一时期,还在海河的上游,开挖了一条直接入海的独流减河,重修了新开河,使得海河入海口由一变为三。加上官厅、十三陵、怀柔三大水库和星罗棋布的中小水库,海河水患大为减轻。
然而,海河下游就是一条受渤海湾潮汐影响的河道,每天涨落潮两次。海水涨潮时如遇上游来水不足,海水就会倒灌入河,使河水变咸。据记载,1945—1957年间,海水曾倒灌上溯到小刘庄一带,直接影响了沿河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水。枯水期,海河水变得又臭、又咸、又少。为了改变不断加剧的水质恶化问题,党和政府开始规划对海河本身进行改造。
1958年7月4日,天津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修建海河防潮闸和下水道改造,主要目的是实现海河水“咸淡分家,清浊分流”。工程得到国务院批准,于当月开工。
改造海河工程规模巨大,仅海河闸和下水道工程就需要挖填土方500多万立方米,相当于十三陵水库拦河坝土方量的30倍,改造下水道管道的总长为202公里,其中有30公里的管道直径为3米。
海河节制闸工程由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设计,天津市市政工程局组织施工。建闸及相关工程,需挖掘土方420万立方米、浇筑钢筋混凝土23660立方米、抛砌石及杂石枕15万立方米,使用的主要物资达50余万吨,总投资1566万元。参加施工的除专业队伍之外,还组织社会各界十余万人参加义务劳动,施工现场最高日人数达5万人。广大建设者苦干实干加巧干,掀起了“人人献计,个个献策”的技术革新高潮,共提出革新建议43万多件,被采纳实现了26.8万件。海河工程还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大力支援,有11省市直接以人力物力支援了海河工地。江苏省水利厅接到天津市的求援信后,立即抽调一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14个筑坝老工人前往天津支援海河改造工程。12月28日,海河节制闸工程竣工。12月30日,污水系统改建工程全部竣工。海河从此进入了“咸淡分家,清浊分流”的新时期。
1963年8月,海河南系降下有历史记录以来的最大暴雨,降雨强度大、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总降水量达577亿立方米,相当于1939年的2倍多,1956年的1.9倍,达到了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大值。大暴雨使得各河水位迅速上涨,形成特大洪水。京广铁路多处被水冲毁,海河中下游低洼地带和天津市面临巨大威胁。特大洪水压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兴修的水利工程起到了显著的蓄洪和滞洪作用,加上广大军民在党中央和各地领导部门的组织指挥下,奋力抗洪、团结一心、多措并举,终于确保了天津和津浦铁路的安全。“63.8”大水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海河流域遭受的最严重灾害。抗洪救灾虽取得局部胜利,但是在牺牲大量良田进行分洪的基础上实现的,洪水淹没天津市以南、津浦路以东大片土地,工农业损失严重。
据河北省对灾情的统计:邯郸、邢台、保定三市市内水深2~3米,连同石家庄市共计有88%的工矿企业停产;全省受灾村庄22740个。其中,水淹13124个,全部荡毁2545个,倒塌房屋1265万间。受灾面积达317.1万公顷,成灾249.3万公顷。受灾人口达2200万,死亡5030人,受伤42700人。京广线中断运输27天。洪灾给河北省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9.3亿元,间接损失131亿元。
1963年海河水灾淹没了农田和民居。图片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触目惊心的灾情,发人深思,全面、彻底地根治海河已成为亿为人民的期盼,也成为中央领导人的共识。灾后的八个月内,毛泽东曾四次到河北了解灾情,询问救灾工作进展,并被河北省水灾之严峻而触动,他“一年一年地计算河北的年景:从1949年到1963年十五年间,三年大灾,五年中灾,三年丰收,四年中收,受灾年分占一半多,心情显得十分沉重”[4]1963年11月12日,毛泽东乘专列到天津,他在专列上听取河北省救灾和治水工作的汇报。毛泽东指着刘子厚、阎达关切地说:“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要把河北灾民救出来,要把水切实地治起来!”随后他又说:“你们10年能把水治好吧!”在问过在座各位领导的年龄后,毛泽东说:“我快70了,不一定看得见了,你们这一辈子要把水治好吧!”当林铁提出要在天津举办抗洪斗争展览,并请毛主席题词。毛泽东表示以后要来看看。毛泽东最后说:“我现在不做湖南人了,要做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5]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为河北省抗洪抢险斗争展览会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
毛泽东的号召发出后,海河流域广大人民群众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建水库、疏河道、筑堤坝、修渠道,掀起了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治理海河的高潮,由此拉开长达近20年的“根治海河”群众性水利运动的大幕。
毛泽东主席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图片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经过精心筹备,1965年秋,大规模的“根治海河”工程全面展开,这是在水电部参与下实施的国家级水利工程。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海河流域各地区分别成立相应的“根治海河”指挥部,以此作为海河治理的领导机构。参加施工的有河北、山东、河南、北京和天津五省、市。
1966年11月,水电部海河勘测设计院编制出《海河流域防洪规划(草案)》,提出了海河防洪规划的方针:“上蓄、中疏、下排,适当地滞,开源节流,保持水土,阔河建库……巩固建成现有水库,保征丰收,保卫京津,保卫交通干线……”[6]
由于海河流域河流众多,且需重点解决下游尾闾不畅问题,因此河道工程土方量巨大。从1963年11月到1973年11月的“根治海河”群众性水利高潮时期,仅河北省每年冬、春两季,就动员民工40万到50万人,以县、公社、大队为单位,按照“团、营、连、排、班”的形式组成治水大军,开赴工地。采取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方针,集合民工对海河五大河系依次治理,以便做一项成一项,当年施工,当年受益。先后开挖疏浚支流河道270条,骨干河道52条,总长3700公里;并新辟了漳卫新河、子牙新河、永定新河、潮白新河等8条入海河道,使排洪入海能力达到2.5万立方米每秒。还修建堤防4300公里,为京津和华北平原筑起了防洪屏障;先后兴建大小水库1900多座,总库容265亿立方米,控制了山区流域面积的83%;并对“大跃进”时期修建的一些大型水库进行了巩固和扩建。
千军万马战海河。图片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黑龙港流域位于海河流域的东南部,面积约为2万平方公里,历史上受黄河、漳河、滹沱河泛滥侵扰,沙丘岗坡起伏,是全流域最大的封闭洼地,一向受灾严重,粮食生产一直无法实现自给。当地民谚称“涝了收蛤蟆,旱了收碱巴,不旱不涝收蚂蚱,就是难以收庄稼”。当地的粮食平均亩产,丰收年能到一百几十斤,灾年也就四五十斤,有时颗粒无收,靠国家救济过日子。因此,治理黑龙港,是解决河北省粮食自给的一项关键措施。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黑龙港除涝工程作为“根治海河“的第一个大工程,于1965年秋开工,来自河北省7个专区48万治河大军,不畏天寒地冻,奋战在绵延900公里的治水工地上。1966年春,广大民工继续奋战,开挖和疏浚了9条骨干河道,开挖了35条较大支流183条较小支流河道,完成了1200多座桥梁、涵洞等工程,解决了1600万亩耕地正常降雨年份排涝的问题。到1970年,河北省人民经过5个冬春的奋战,完成了黑龙港地区防洪排涝骨干工程和主要配套工程。之后,又对盐碱化土地进行治理,当地人民用造台田、开条田的办法,使流域内的盐碱地由重碱变轻碱、轻碱变良田。
在“根治海河”过程中,河北省共有1171万亩盐碱地得到彻底改造,那种“春天白茫茫,夏天水汪汪,只听蛤蟆叫,不见粮归仓”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为农业连年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海河工地上推独轮车的民工们。图片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曾在河北省长期担任领导的刘子厚回忆道:“‘根治海河’工程使河北省抗御洪涝灾害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低洼易涝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处于九河下梢的天津市和京广、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也基本免除了洪水的威协。当年经常受灾地区的干部、群众,至今仍然津津乐道根治海河所带来的巨大好处。”[7]
参考文献
[1]王尚义,张慧芝.历史流域学论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17.
[2]天津:海河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公布[J].城市规划通讯,2014(01):11.
[3]官厅水库工程全部胜利竣工,从此减免永定河洪水对下游人民的灾害[N].人民日报,19540514.
[4][7]刘子厚.回忆毛主席在河北的几个片断[M]//缅怀毛泽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5][6]杨学新.根治海河运动编年史[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14,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