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古称淮水，历史上是一条外流河，在今江苏省响水县南部的云梯关入黄海，与长江、黄河和济水并称为“四渎”。淮河准河是我国的七大河流之一,也是我国重要的南北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分界线，发源于河南省境内的桐柏山，经豫东、皖北、苏北合运河入长江，全长约1000公里。两岸多支流，有洪、史、淝、淠、涡等河；流域内湖泊众多，有洪泽湖、高邮湖、宝应湖、城东湖、城西湖等。流域覆盖山东、河南两省的南部，江苏、安徽两省的北部，流域面积约为28万余平方公里。
一、微禹，吾其鱼乎！
长期以来，大禹是否有其人，夏王朝是否存在，一直存在着争议。2002年，随着青铜器遂公盨的出现，一切都有了定论。这件铸造于2900年前的西周礼器上有铭文98个字：“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记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通河流的方法平息了水患，并划定九州，还根据各州土地条件规定各自的贡献。遂公盨的发现，将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有力地证实大禹治水不是神话传说，而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人们再次被这位战胜远古洪水的英雄所吸引，把目光投向大禹和他所处的年代。
四千多年前，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洪水灾害，持续长达几十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1]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帝尧对此很忧虑，为了战胜洪水，他向各部落首领发出咨询：“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2]“天下的民众都在哀叹，有谁能制服洪水呢？”众人都推荐了鲧。
关于这次大洪水，已得到现代天文学资料的证明。当时发生了九星地心会聚，从而引发了各种自然灾害，尤以洪灾最为严重。
鲧用“湮”法领导万民治水，历时九年，未能成功，被舜杀死在羽山。
鲧之子禹受任于危难之机，出任司空，统领百官，带领百姓治水，他改“湮”为“导”，即改“堵”为“疏”，“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3]淮即九河之一，彼时，沿淮一片汪洋，人畜葬身洪水，随波逐流。禹“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4]为治理淮河水患，大禹上至桐柏，下至东海，“左准绳，右规矩”，“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借助与涂山氏国的联姻，大会诸侯，在涂山劈山导淮，自此“淮出于荆山之左，当涂之右，奔流二山之间，而扬波北注也。”[5]明弘治《中都志》卷二山川引《水经注》云：“二山对峙，相为一脉，自神禹以桐柏之水泛滥为害，凿山为二以通之，今两崖凿痕犹存。”[6]
“禹治理洪水取得的成功，标志着华夏居民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有了飞跃的进步。治水的巨大成果，首先消除了危及华夏居民生存的洪水大患，使人民的农业生产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当时和后世人们对禹治水的功绩无不交口称赞，称他为‘大禹’，译成今天的文字，便是‘伟大的禹’。春秋时刘定公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庄子·天下》称赞道：‘禹，大圣也。’”[7]
大禹，这位治水英雄、导淮先驱，其功在三代，利在千秋，古老的淮河流域，承其水利之惠，加之气候温暖，光照充足，雨量丰沛，土地肥沃，千百年来成为中国的大粮仓，曾有“江淮熟，天下足”、“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等美养誉。北宋著名思想家李觏在其《寄上富枢密书》中对江淮地区有这样的一段评价：“当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无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无天下，自可以为国。”[8]
然而，这一切都在1194年黄河夺淮入海后发生大逆转。
二、自从黄河夺淮后，十年就有九年荒
历史上有一首《凤阳歌》，曾经在淮河中游广为传唱：“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这首民间小调既唱出了淮河流域沦为重灾区后，水旱连年、殆无虚岁、民不聊生的实情，却又也错怪了“朱皇帝”。出生于1328年的朱元璋其实也是134年前那场大灾变的受害者。元至正四年（1344），淮河流域迭遭旱灾、蝗灾和瘟疫，户户死人，天天死人，不上十天，许多村庄就十室九空，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和大哥在半个月内接连死去。即使在多年后，他已经坐上皇帝宝座，念及往日苦难，还是悲伤难抑：“俄尔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兄云此去，各度凶荒。兄为我哭，吾为兄伤。皇天白日，泣断心肠……空门礼佛，出入僧房……”[9]
那么，给千百万淮河人民带来巨大灾变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金代以前，黄河也曾有过数次向南决口，洪水侵夺淮河流域，但黄河主流一直保持北流在今河北、山东一带入海。
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黄河又在卫州决堤，大名、清州、沧州都遭水淹。洪水北流，冲垮长堤十多处，河水平地漫灌，泛滥成灾。次年正月，都水监丞田栎向章宗献策：“可于北岸墙村决河入梁山泺故道，依旧作南、北两清河分流。然北清河旧堤岁久不完，当立年限增筑大堤，而梁山故道多有屯田军户，亦宜迁徙，今拟先于南岸王村、宜村两处决堤导水，使长堤可以固护。”[10]
这一治河方案事后证明是切实可行的。而在当时，却遭到尚书省的非议，金章宗因而也否定了田栎的方案。
当年八月，“河决阳武故堤，灌封丘而东，”[11]滔滔的洪水向东南奔泻，到寿张冲入梁山泊，又分为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泗水入淮，侵夺了淮阳以下淮河的河道。至此，原本由今津附近入海的黄河北流完全断绝。对于这次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昏庸无能的金朝统治者束手无策，仅仅调集民夫在孟阳河堤和汴河堤岸作些填筑修补的工作，使洪水不至于浸没南京(今开封)而已。更有甚者认为河堤不必修复，河水泛滥“有利可图”。金单州刺史史颜盏上书称：“臣尝闻河侧故老言，水势散漫，则浅不可以马涉，深不可以舟济，此守御之大计也。若曰浸民田，则河徙之后，淤为沃壤，正宜耕垦，收倍于常，利孰大焉！”[12]如此以邻为壑、罔顾百姓死活的荒唐之言，金宣宗竟然颔首示可“诏命议之”。
这场天灾人祸，使山东、河北、河南等路黄河两岸的大批农民丧失生命，幸存者流离失所，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更为严重的，黄河南决，所挟带的大量泥沙使得淮河河床淤塞，行洪不畅，在淮河下游，今淮安、宿迁两市境内，诸多中小湖泊渐渐被阻塞的洪水连接起来，形成了一片千余平方公里的广阔水域——洪泽湖。而失去了入海口的淮河，也被迫在洪泽湖破堤南下，沿三河入宝应湖、高邮湖，经邵伯湖由夹江在今三江营注入长江。
原本稳定的淮河水系出现紊乱，由此开启了近800年的泛滥史。自明中叶以来，“每淮水盛时，西风激浪，白波如山，淮扬数百里中，公私惶惶，莫敢安枕者，数百年矣。”由于黄河“善淤、善决、善徙”，受其影响，淮河的排泄和灌溉能力大为削弱，成为历史上的严重灾区，灾害与日俱增，形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的痼疾，这也是“十年倒有九年荒”的主要原因。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口迁徙，经山东省利津县注入渤海。淮河虽然摆脱了黄河的侵扰，但淮河入海故道已被淤成一条高出地面的废黄河，只能全借运河进入长江。据不完全统计，从明中叶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450年间，淮河每百年就平均发生水灾94次；从1885年到1948年，发生较大水灾14次，其中1921年淹地1900万亩，1931年淹地7700万亩。
安澜伏波，是“苦淮久矣”广大沿淮民众多年以来的共同期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翻身得解放的人民终于看到了实现这一梦想的曙光。
三、淮河发大水，人民领袖潸然泪下：“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
历朝历代虽然也对淮河也进行过局部治理，但收效都不大。清末，提倡“实业救国”张謇目睹淮河泛滥的惨状，发出导淮“大治淮水”的第一声呐喊，从1903年到1911年，他奔走相告八年，效果甚微，导淮只是迈出了测量的第一小步。1929年，南京国民党政府设立导淮委员会，设在南京东厂街，因其挨着秦淮河东岸，当时的《大公报》记者就讽刺道：“导淮委员会设在秦淮河畔是名副其实的。”就是这样的专门机构，也只是对淮河中下游做了一些修补工程，但由于政府贪污腐败，导淮越导越坏。
1938年6月，蒋介石下令炸开黄河花园口花河口大堤，滚滚河水由贾鲁河、颍河直冲入淮，令河南、安徽等省66个县数百万人民流离失所.洪水泛滥达九年之久，形成所谓的“黄泛区”，而且使淮河堤防涵闸工程破坏殆净。到新中国成立时，淮河堤身“百孔千疮，亟需修补”，抗洪能力极为低下，等于不设防。
新中国建立伊始，党和政府就把解决水害的问题放在首位。成立不到一个月的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于1949年11月8—18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水利会议，正式确立新中国水利建设初期的基本方针：“防止水患，兴修水利，以达到大量发展生产之目的。”时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接见与会代表时，用“大禹治水，三过其门不入”的故事勉励代表们要下决心为人民“除害造福”。他说：“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受尽了水旱灾害的折磨，水利工作做的是开路的工作，‘种树’的工作。水利工作本身就是为人民服务。”[13]
1950年6月初，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和皖北行署在蚌埠召开淮河水利会议。会上确立“疏浚排水，结合防洪灌溉”的治淮总方针。
然而就在此次会议结束后不到半个月，一场无情风雨就向淮河流域袭来。
从1950年6月26日到7月19日，20多天里持续阴雨，连降三场暴雨，短时间内局部降雨量高达700多毫米，淮河上中游干支流水位急速上涨，超过了1921年和1931年的洪水水位。淮河堤防因标准过低而相继漫溢崩溃，造成非常严重的洪灾。据统计：淮河流域受灾面积达4687万亩，灾民1300多万人，倒塌房屋89万余间。其中皖北因连降七天暴雨导致淮河干流决口泛滥，灾情尤其严重，被淹土地3161万亩……灾后断粮人口581万，无粮、无住者109万人。
7月20日，毛泽东主席收到华东防汛总指挥部的灾情电报，立即批转给周恩来总理：“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14]
8月5日，毛泽东又收到中共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的灾情电报：“今年水势之大，受灾之惨，不仅重于去年，且为百年来所未有。淮北20个县，淮南沿岸7个县均受淹……其中不少是全村沉没……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上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口990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由于这些原因，干部均极悲观，灾民遇着干部多抱头大哭，干部亦垂头流泪。”[15]毛泽东看罢电报，心情沉重，在“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多抱头大哭”等文字下方画下横线，潸然泪下：“解放了，老百姓还受这么大罪！”他对秘书田家英说：“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16]
毛泽东再次把电报批转给周恩来：“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收即开始动工。”[17]
8月31日，心系灾情的毛泽东收到华东军政委员会转报的中共苏北区委关于治淮意见的电报，阅后，他批写道：“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工，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18]接连三次批示，充分体现毛泽东对灾民的迫切关怀和根治淮河的决心。中央人民政府先后拨出粮食1亿多斤，盐1000万斤，煤52万吨，籽种贷款350亿元（旧币），进行紧急赈灾。
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水利部于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北京召开治淮工作会议，具体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批示。参加会议的有华东水利部、中南水利部、皖北行署、苏北行署及河南省政府、淮河水利总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40余人。由于治理淮河关系到于上中游不同地区的切身利益，豫、皖、苏三省在治淮办法上存着意见分歧。上游地区由于内涝严重，希望尽快、尽多地将淮河洪水排入下游洪泽湖；而下游省份则担心洪水猛泄不能顺利入江而加重当地水患。因此，在“泄”“蓄”之间，往往各执一词。淮河长约1000公里，“两头翘、中间洼”，总落差只有200米，洪泽湖中渡以下150公里的下游，落差只有6米。中下游洪水下泄十分缓慢。
会议期间，周恩来多次参加会议并听取汇报，并多次与三省区的领导进行个别谈话，在此基础上，他兼顾上中下游的利益，就今后治淮工作的方针方什提出指导性的意见。在9月12日的闭幕会议上，周恩来说：“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一条河流提出根治。如何达根治？综合你们的意见，研究千年的治淮历史，我的体会是应该坚持蓄泄兼筹，以达到根治之目的。在中国历史上，治水就有蓄泄之争。新中国治水，既不是单纯地蓄，也不是一味地泄，要蓄泄兼筹，不但要送走淮水，而且还要根治淮河，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目的。”[19]
此时，中国大地上正发生着两件大事：关乎年轻共和国存亡的抗美援朝迫在眉睫，影响到千万人民安危的淮河治理必须上马。两件大事错综复杂，利益攸关，考验着共和国领袖的胆略与智慧。
9月21日晚，毛泽东收到曾希圣向中央电告皖北灾民积极拥护治淮决定的情况，并提出向三省治淮调配粮食的建议。毛泽东再次把电报批转给周恩来：“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20]
在两个月多一天的时间里，毛泽东就淮河救灾和治理淮河，作出四次重要批示。此时，他决心已下：治淮将与抗美援朝战争同时并举。中国共产党不人惮国力微弱，毅然决然作出了两线作战的决策，目的就是为了“解救人民”！
“将‘导淮’改成‘治淮’，一字之别，显示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跳出过去800年也没有解决淮河水患问题的怪圈，构建全新的治水方略。”[21]
1950年10月14日，随着周恩来主持制定的《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正式颁布，淮河治理便正式上升到国家层面。
决定确立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具体措施是：“上游修建水库，普遍推行水土保持，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兼顾，按照最大洪水来量，一方面利用湖泊洼地，拦蓄干支洪水，一方面整理河槽，承泄拦蓄以外的全部洪水；下游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同时巩固运河堤防，以策安全。洪泽湖仍作为中下游调节水量之用。”[22]
1950年10月27日，在周恩来主持召开的政务院第56次政务会议上，通过了组成政务院治淮委员会的决定，11月6日治淮委员会正式成立，分设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治淮指挥部。同时，负责治淮的指挥机构也从南京迁到安徽蚌埠。
治理淮河从此翻开新的历史一页。
四、翻身农民治淮显身手，女劳模破镜重圆传佳话
1950年11月，第一期治淮工程正式开工，新中国大规模的治水事业也由此拉开序幕。就在上个月的19日，25万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出国作战。从此，在朝鲜三千里江山和千里淮河两岸，中国好儿女同时摆开战场，共同奏响胜利凯歌。
一期治淮工程有三项基本任务：在上游河南境内修建山谷水库和洼地蓄洪工程，疏浚整理20多条干支流；在中游皖北境内，主要是在润河集修建一座控制洪水的大型分水闸，培修干流和重要支流的堤防，疏浚重要支河；在下游苏北境内，主要培修运河堤防。
佛子岭水库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即使在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国家财政十分吃紧的情况下，中央人民政府仍在当年11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4.5亿斤，小麦2000万斤，从而保证了工程如期开工。
治淮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工程，既无经验，也缺少工程技术人员和工程资料，而且时间紧任务重，这对党和政府以及广大治水大军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向全国人民表达党和国家根治淮河的决心。他叫身边工作人员制成四面锦旗，由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视察团颁发给治淮委员会、河南、皖北、苏北三个省区的治淮指挥部。并将题词精印了15万份，由中央视察团分赠给治淮干部和民工中的劳动模范。这一伟大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各省区广大治淮民工、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一致表示，今后将加倍努力，来争取提前完成毛主席所给予的“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光荣任务。
“皖北行署发出《治淮动员令》，号召皖北人民用比支援淮海、渡江战役更加英勇积极的精神参加治淮工程，总计动员83万民工，8314只大小船只、7349辆大小车辆奔赴治工地。”[23]
一期工程遍及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区的13个专区、2个市和48个县，先后共动员民工达300万人，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治淮的工程技术员一万人以上。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的火红年代，血是热的，心也是热的。淮河两岸几千个大大小小的工地上，人们纷纷展开劳动竞赛，夺红旗、戴红花，抢英雄榜，“工地是战场，工具做刀枪，多干一方土，就是多打一个野心狼！”这句极富战斗色彩的劳动口号，留在了那个时代很多人的记忆里，极大地激发了人们战天斗地的无比勇气和重造山河的劳动热情，也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人物。
在江苏省宿迁市治淮博物馆里，至今还陈列着一把超大的铁锹和一个巨大的柳筐。它们的主人是当年治淮工地上的劳动模范，“王大锹”和“董大车”。“王大锹”原名王兆山，为了在治理沂沭河工地上多装土，找铁匠为自己特制了一把特大的铁锹，他个子高臂力过人，加上锹头大，三锹就是一车土，人们称赞道，“扒河模范王大锹，一人抵上三人挑”。“董大车”原名董继德，为多装土，专门给自己编了一个超大的柳筐绑在独轮子车上，车头上的土堆得高高的，被别人戏称为“董大车”。一天，他累病了，发了烧，却瞒着大家，咬着牙坚持上工。后来晕倒在小车旁边。他被送到医疗站吃了药，发了一身汗后，又偷着跑回了工地，推起他那辆超大独轮车。
同样的场景，在每一个工地上天天出现，这些普通劳动者用简单原始的劳动工具，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建设奇迹。
不仅是男子汉治淮大显身手，而且巾帼不让须眉，妇女也要也撑起治淮半边天。当年奋战在润河工地上“女子突击队”的队长李秀英，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润河集分水闸位于安徽颍上县，是控制整个淮河干流洪水和霍丘城西湖的关键，也是治淮一期工程的重点。
为赶在汛期前的7月份竣工，民工们需要在四个月的时间内克服技术条件落后等困难，完成2000多万立方米的土方。大家没有被困难吓倒，迎难而上。
1951年夏，四万多建设大军分成两个班，昼夜不停施工，他们展现出来的是比当年皖北烈日还要火热的劳动热情。为了抢工期，民工们开展了拼土方量争夺光荣红旗的劳动竞赛。当时只有22岁的李秀英，带领由26个姐妹组成的“女子突击队”，与男子汉进行劳动竞赛，比干劲、夺红旗，让工地上的男人都不得不服气。像淘洗沙子这样的苦活累活，她们更是抢着干，晚年的李秀英回忆道：“那个冰渣子从你腿上过去，腿上割得都是红印子，到晚上睡觉的时候，疼得脚尖一蹬一蹬的……”为了夺红旗，在一次担筐抬土的劳动中，虎口粗的木杠，李秀英的“女子突击队”，就压断了四根。大家肩膀肿得老高，夜里疼得睡不着觉，第二天照样抬。
在淮河改道合龙的劳动竞赛中，“女子突击队”的姐妹们，正齐心协力往河里抛扔大石，李秀英突然“扑通”一声晕倒了，并大口大口地吐血。
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兼治淮委员会工程部副部长的钱正英，正在润河集工地上担任副总指挥。工程紧张的时候，都是警卫员把饭送到工地上的指挥部吃，钱正英通过工地上的广播里听到李秀英累病的消息，扔下饭碗就往医院跑。天天在一个工地上，当时也只有27岁的钱正英很了解这个李队长。在急救室里，她仔细察看了昏迷中的李秀英，又把医生叫到了一边，斩钉截铁地命令道：“记住，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她出院！即使这样，医生还是没能看得住李秀英带病往工地上跑。李秀英说：“为啥我要治淮，我要下决心治淮呢？我那个时候就差一点被洪水冲跑了，绊在那里，人家给我挡住了，不挡住也死掉了，哪有我今天！”所以毛主席发出治理淮河的号召，她第一个就报了名。
这些为了治淮拼命干的淮河儿女们，就是抱着是这样的一个朴素信念：淮河闹灾的苦，我们这辈子算是吃尽了，也吃够了，不能让子孙再吃下去！
1951年7月20日，随着润河集分水闸提前完工，治淮第一期工程胜利竣工。除此以外，一期工程还完成石漫滩水库的兴建，以及完成了复堤、疏浚、沟洫等土方工程1.95亿立万米,使皖北当年就做到了”小雨免灾,大雨减灾”。人民政府用于用于治淮的经费约为10斤粮食，超过了国民党政府导淮20年的所有经费。
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视察淮河工地，他从伏牛山上颍河和洪河的源头，来到三江营淮河入江的尾闾，向人们生动描叙他所看到治淮场景：“我看见凭劳动人民的双手，平地修起蜿蜒的千百公里长堤和巨大雄伟的建筑，在对着淮河的水流，傲然欢笑；我看见几十万地方干部，依照毛主席的心，到处做着团结、鼓舞、领导群众的工作；在极为偏僻的农村里，我看见没有一个闲人，没有一个懒人，到处洋溢着增产的热潮，到处活跃着抗美援朝运动……我所看见的一切，真是满眼都是力量，满眼都是希望……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政府是深深扎根在每一个角落、每一块地方、每一个人，因此人民政府的力量是不可动摇的伟大。”[24]
工地上，李秀英两次被评为特级治淮劳动模范，在表彰大会上，钱正英亲手为她戴上了象征荣耀的大红花。
紧张的施工期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也在跟拍治淮纪录片，劳模李秀英作为重点拍摄对象，多次在电影里出现。
1951年国庆节，李秀英作为治淮劳模的代表来到北京，并登上了天安门国庆观礼台。在两天后的政协会议上，毛主席挨个与全国各地的代表握手，到李秀英的时候，在一旁的钱正英介绍她是此次治淮的劳动模范，毛主席很高兴，询问了一些治淮过程中的情况，然后亲切地与她握手。
李秀英十分激动，拿出会议记录本，请毛主席签名。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不管走到哪里，她都会带着这个宝贵的签名本。她说每次看到毛主席的字，都能激励自己努力工作，争当先进模范。
因为治淮成了劳模，见到了毛主席，肖像还上了当年《人民画报》的封面。让李秀英这个农村妇女的人生从此得到改变。更没想到拍摄影片又给她的命运带来了意外的转折和惊喜。
李秀英自幼家贫，四岁被送到舅舅家抚养，19岁那年，养父母给她招了个上门女婿，丈夫敦厚能干，家里的日子渐渐有了好转。然而没过几年，一场意外发生了，那一年麦收时候，丈夫回父母家帮忙，一去几天没了音信。李秀英找到婆家，婆婆却说你丈夫早就回去了，一个大活人就这样没了踪影。此时的李秀英，一个孩子才三岁，肚子还有一个刚刚七个月，养父又有痨病在身，没有劳动能力，一家人眼看没了活路，李秀英只能咬着牙，靠着卖菜干杂活养活全家五口，用女人单薄的肩膀苦苦支撑起一个家庭。
1952年的福建前线，担任连长的颍上县人冯学永，在部队看到了纪录电影《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六年前，他赶集路过润河路口，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后来又参加了解放军，去了朝鲜战场，又随部队辗转东南沿海。银幕上，他第一次看见了离开很久的家乡，家乡的河流，家乡的口音、家乡的人，当一个年轻女人的身影伴随着电影解说“颍上县农家女李秀英”出现时，这个身高一米八几的大汉嚎啕大哭！李秀英，正是冯学永6年前离别后再无音信的妻子。连年征战的冯学永，其间也曾多方打听妻子的消息，但最终都没有联系上。因为担心妻子已经改嫁，冯学永没敢直接给家里写信，他犹豫再三，决定先给当地政府写信询问李秀英的现状，信很快转到了李秀英手里，李秀英跑到淮河边，拿着信泣不成声。
1952年底，李秀英来到冯学永的部队，见到了离别六年的丈夫，两个人一见面就抱在一起，一个劲地哭。
从此，李秀英夫妻团圆，事业有成，幸福美满。
如今已步入期颐之年的李秀英，子孙满堂，老有所养。回首往事，她感慨地说：“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国家能够发展到今天，这样强大和有影响力，都是因为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中国共产党，哪有我和我们一家人的今天。对党忠诚，此生不渝。”
五、老教授一言九鼎，佛子岭连拱成坝
从1951年11月起，第二期治淮工程开工。二期工程的总量要比一期工程增加60%；疏浚开挖的河道也比一期要多，兴建水库等技术性较高的工程也大大超过一期。其中最著名的大工程有两项：淮河中游的佛子岭水库和苏北灌溉总渠。这两项工程正体现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格外引人注目。
说起佛子岭水库的，不能不提到中国水利界一位泰斗级的科学家，他就是中国现代水利工程技术的开拓者，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汪胡桢。
汪胡桢，浙江嘉兴人，1915年从浙江省立第二中学校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今河海大学的前身），师从水利学家李仪祉。1918年，他毕业后应聘到北京全国水利局暂署主事，不久，回到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1920年，他考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水力发电专业。1923年，他从康乃尔大学毕业，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1924年，汪胡桢归国，取道英、法、德、比、荷、瑞士等国，参观当地的水电站。归国后回到南京河海工科大学任教。1929年，汪胡桢应李仪祉邀请，参加导淮工程建设。设计了邵伯、淮阴、刘老涧三个船闸，这是汪胡桢第一次与淮河结缘，由此开始了他为淮河水利事业奉献几十年的生涯。然而在旧中国，汪胡桢有志难伸，还要饱受洋人的歧视。在美国留学时，汪胡桢参加过摩尔根瀑布水电站、骚土斯水电站等设计施工。回国前，他向美国同事索要连拱坝的图纸，美国人给了他一个密封的卷筒，嘱咐他踏上中国土地时才能打开。回国后的汪胡桢立即打开这个卷筒，谁知竟然是一张白纸！
1949年10月，正在浙江大学任教的汪胡桢教授，突然收到周恩来总理的亲笔信，诚恳邀请他出山，参加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周总理还特地请华东水利方面的领导同志代为拜访，三次登门。汪胡桢被这番诚意打动，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副部长。
1950年9月，汪胡桢和其他水利专家一起前往北京，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治淮会议。
按照会议确定的“蓄泄兼筹”的方针，汪胡桢和其他水利专家一起制订了治理淮河的总体规划。根据淮河洪水地区组成的特点，首先决定在淮河上游兴建一批山谷水库，而这些水库建成，将在汛期有效拦蓄上游的洪水，从而大大减轻淮河下游在汛期时的洪水压力。其中最主要就是位于淠河上游的佛子岭水库。治理淮河是汪胡桢为之奋斗了半生而没有完成的愿望，如今这个愿望得以实现，他心情十分激动。会议结束后，汪胡桢便赶往大别山里的佛子岭，新中国治理淮河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将在这里动工兴建。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美国对我国实行了经济封锁和禁运，钢筋、水泥等施工材料严重缺乏。在保证水库建设质量的同时，如何减少人力、物力的支出，是汪胡桢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水库坝型的设计决定着建筑材料的用料多少，因此对于坝型设计的选择，汪胡桢格外重视。当时设计人员提出了混凝土重力坝、土坝、钢筋混凝土平板坝及连拱坝等四种方案。在工地上，一遍一遍演示坝型模型时，他作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佛子岭水库大坝修成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因为连拱坝的体积只是重力坝的1/5。当时，世界上只有美国和法属阿尔及利亚各建有一座连拱坝，中国水利界很多人都没有见过连拱坝。加之美国的封锁禁运，器材、资料无法取得，连拱坝的设计施工及抗震性能的计算要比混凝土重力坝复杂得多，所以一开始人们很难接受连拱。
1951年冬的大别山，异常寒冷，在佛子岭工地简易的工棚里，会集了茅以升、钱令希、黄文熙、黄万里、张光斗、谷德振等十六位国内顶尖的水利水电专家，对于坝型设计，他们讨论了三天三夜。有图纸和工程量估算表相助，专家们很容易明白连拱坝在好、快、省方面占有的突出优势。找到这样一个既能节约建材、又能缩短工期的坝型设计方案，专家和领导无不表示赞同。当他们满怀期待地请苏联专家给出意见时，却遭到当头一棒！苏联专家认为：“我们到现在也没敢去建连拱坝，你们凭什么敢建连拱坝！太冒险了吧！”
设计方案难以定夺，钱正英赶往上海，向治淮委员会主任曾山汇报。
听完对情况汇报，曾山沉吟片刻说:“既然中国专家认为连拱坝方案有道理，有把握，就应当相信我们自己的专家”。他还表示:“汪胡桢是有胆识的专家，今后要全力支持他，克服困难，早日建成大坝。”
当曾山主任的意见通过无线电传到佛子岭时，工地上的技术人员无不欢欣鼓舞。施工大军也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汪胡桢主动请缨担任佛子岭水库的总工程师，他与广大建设者发出“誓与连拱坝共存亡”的铿锵誓言。
当时工地上人才奇缺，国家一声令下，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的50多位三年级的学生背着行李，在交大助教曹楚生的带领下，奔赴佛子岭工地。按计划他们实习一年，1952年秋返校复课。然而经过一年的实习，这些年轻人都成为汪胡桢和其他工程师的得力助手，最后都留在了佛子岭工地。
修建连拱坝，既无书本资料，更无建设经验，汪胡桢就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边学习边设计。他把从国外带回的书籍送到图书馆，供大家借阅；他亲自讲授“坝工设计通则”、“佛子岭连拱坝的初步设计”等课程，人们把工地称为“佛子岭大学”，并亲切地称他为校长。这个“大学”培养了一代新人，如曹楚生、曹宏勋、朱起凤等都已成为技术骨干。
由于施工人员大都来自农民和战士，缺乏专业施工技能，工程队领导、技术员便组织工人学技术、学文化，工地上掀起学习热潮。工人们边学习边施工，很快就掌握了操作规程、质量规范和安全生产等施工技术，创造出“分区平行流水作业法”等400多项技术革新。
虽然施工条件简陋，但汪胡桢始终一丝不苟，带领大家解决一个个难题，保证水库的工程质量，确保来年汛期前大坝完工。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让佛子岭工程被迫停工。但是佛子岭工地上的建设大军万众一心，抢修设备、维护工具。使得洪水退后，工程继续进行。
洪水过后不久，一场意外的火灾却又接踵而来。这场大火使工人们自建的宿舍毁于一旦，连生活用品也被大火烧光，但大家毫不气馁，工地上反而更加忙碌。
1953年11月27日，工地上气氛紧张，人们肩挑手抬，奋勇抛石，终于在太阳落山之前完成了一次性合龙。
1954年6月，淮河流域发生了50年一遇的大洪水，淮河瞬间告急。一个月后，刚刚完工8个月的佛子岭水库首次接到拦蓄洪水的命令，而此时水位离坝顶仅有5米，水位不断上升，大坝随时都有溃决的风险。如果水库此时决口，淮河下游势必会发生严重水灾，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让人惊喜的是，大坝最终安然无恙！它巍峨屹立，保住了一方百姓安宁。
经过两万名建设者三年奋战，1954年10月，中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水库，也是亚洲第一座、世界第三连拱坝水库，终于矗立在世界的东方。大坝全长510米，高74.4米,总容量4.96亿立方米，可发电9500千万。当年就发挥了抗洪减灾的巨大作用，为治淮立下大功。
“佛子岭水库的建成，为新中国赢得巨大的国际声誉，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院长连连称赞：‘中国工程师，了不起！’”[25]汪胡桢也被水利界誉为“中国连拱坝之父。”更可贵的，他所创办的“佛子岭大学”，为新中国水利建设事业培养输送了80%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
如今佛子岭连拱坝已平安度过67个春秋，历经洪水考验，至今坝面碳化度不超过0．5厘米，而七八十年代修建的混凝土坝坝面碳化度都达到1厘米以上。佛子岭水库的建成，开拓了连拱坝在中国的新纪元，以后又在梅山水库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连拱坝，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水利工程技术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影响。
六、淮河入海流，130万治水大军83天毕其役
1951年8月，在第二次治淮会议上，决定修筑一条从洪泽湖到黄海的以灌溉为主结合排涝的干渠，并命名为“苏北灌溉总渠”。
这是一个大型综合水利工程，既可以利用洪泽湖的水来发展淮河下游地区的灌溉，同时又可分泄淮河700多立方米/秒的洪水入海。工程于1951年11月2日正式开工。总渠西起洪泽湖高良涧，向东经过淮阴、淮安、阜宁、滨海四县县境，最后至扁担港入黄海，全长168公里。河道底宽50～140米，并在两岸筑堤。
政务院以及水利部提出了指导性方案，明确这项大规模的水利工程由国家主办，淮河流域各省市通力协作，其它省市在物资建材、技术人员等方面给予大力配合。这一做法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原则。
在治淮委员会的动员组织下，苏北的盐城、南通、扬州等地区共有130万民众参加了工程建设。他们用用铁锹挖土，用石硪打夯，日夜奋战，汗水洒在几百里长的工地上。在工程沿线先后建起高良涧进水闸、运东分水闸、阜宁腰闸、苏北灌溉总渠地涵、六垛南闸五级枢纽等水利设施，并在两岸修建灌排涵洞36座，共完成土方7300多万立方米。整个工程于1952年5月10日竣工，只用了83天的时间，创造了奇迹。当时前来参观的国际友人称赞道：“中国人的手真是铁打的！”
苏北灌溉总渠自投入运用以来，在灌溉、防洪以及排涝、航运等方面都发挥着十分显著的作用。此外，又在总渠之北开挖了一条130公里的排水渠，使灌溉总渠以北，废黄河以南地区的积水直接排泄入海。
淮河入海流，彻底改变了多年以来黄河、淮河并患苏北的局面,从根本上实现了变“水灾”为“水利”。苏北灌溉总渠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开挖的第一条最大灌溉工程，可以灌溉2500万亩良田，从而使苏北地区变成无涝无旱的农业丰产区。
1953年秋，一位苏联科学院院士，考察治淮工地后，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国人民用落后的生产工具，以艰苦创业的精神和创造性劳动，完成并达到了和机械化施工相近似的工程标准。
曾几何时，失去入海口的淮河“脾气”大坏，肆虐江淮八百载；苏北灌溉总渠，为淮河建起一条复归大海的道道，其“脾气”好了不少；然而这条水道较为狭隘，无法照单全收滔滔淮水，更容纳不下暴雨成灾后淮河的庞大身躯。于是，2003年便有一条新的淮河入海水道应运而生。
这一水道位于苏北灌溉总渠北侧，与之平行，全长163.5公里，宽750米，深约4.5米。起于洪泽湖东二河闸，至扁担港入黄海。是在原苏北灌溉总渠的渠北排水渠的基础上建成的，全部实行机械化施工，最多的时候4000台套设备同时施工，仅用工1.3万人。与当年的“人海战术”相比，机械化施工的效率确实要高出许多。由此可见，国家的发展、国力的增强是何等重要！这条现代化的人工河道，近期工程设计流量2270立方米每秒，校核流量2540立方米每秒；远景设计流量7000立方米每秒，校核流量7920立方米每秒。
令人欣慰的，淮河入海水道主体工程完工仅6天就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2003年6至7月，淮河全流域遭遇大洪水，洪泽湖水位猛涨，形势十分危急。7月4日国家防总下达紧急命令，当夜启用入海水道。是日23时48分，入海水道二河新闸开闸行洪，连续泄洪33天，43.8亿立方米洪水东流入海，避免了洪泽湖周边滞洪区30万人大转移。2007年7月10日至8月2日，淮河入海水道再次行洪22天，共下泄洪水36亿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洪泽湖的蓄水量。
如今，淮河入海水道的二期先导段工程也已2019年开始施工。二期工程建成后，行水能力将提高到7000秒立米，其行洪能力并将随行洪冲刷进一步扩大，使洪泽湖入江入海设计泄洪能力提高到20000～23000立方米每秒，洪泽湖防洪标准达到300年一遇，淮河入江水道的行洪压力将得到根本的改变。
七、“修了淠史杭，淹死老旱狼，老天不下雨，丰收粮满仓”
民谣里的“淠史杭“，说的是淠史杭灌溉工程，这一大型水利综合利用工程所形成的灌区位于安徽省中西部和河南省东南部的江淮丘陵地带，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全国最大灌区。江淮分水岭把灌区分成两大区域：北部为淮河流域，面积7900平方公里；南部为长江流域，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如今这里已成为沃野千里的鱼米之乡。
然而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之前，这一地区还是旱灾频仍的贫瘠之地。据史料记载，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300年中，皖西地区平均五年就有一次大旱，“河水涸竭，禾苗焦枯”，“举村外逃，饿殍遍野”，种种惨象令人触目惊心。究其原因，江淮丘陵岗冲起伏，虽然有淠河、史河、杭埠河三条河流纵模贯穿，但河床一般都低于农田10到20米，无法利用河水灌溉。春夏之交往往暴雨成灾，而夏秋之交庄稼生长旺季却往往少雨甚至无雨。当地流传着：“一年忙到头，浑身累出油，立秋不下雨，收个瘪稻头。”
随着拦蓄大别山区山洪的佛子岭、梅山、磨子潭、响洪甸、龙河口五大水库陆续建成，饱受旱灾之苦的皖西人民开始看到了希望，要是能利用大别山区水库的蓄水，把流经本地的淠河、史河、杭埠河改道，引水上岗，灌溉农田，该有多好！
其实，早在1950年治淮初期，就提出了淠史杭的工程方案，1952年、1957年又相继修改完善，只是条件不成熟，没有批准实施。1958年安徽大旱，严重影响到省会合肥市的供水，从而推动了这个方案的实施。
1958年8月19日，淠史杭工程在淠河灌区渠首横排头首先破土动工。按照规划，整个工程主要利用大别山东北麓各个水系的水利资源为主，利用灌区当地径流和抽引河、湖外水为辅，形成蓄、引、提相结合，大、中、小相结合的“长藤结瓜”灌溉系统，是以灌溉为主，还兼有发电、航运、养殖、绿化、城镇生活用水和工业供水等效益。
在这一工程中“干渠需5次通过江淮分水岭，翻越数以百计的岗岭沟壑，切岭10米以上的岗岭33个，长达38公里，填平抬高10米以上的沟壑40处，长达40公里，才能保持渠道在同一等高线上，让大别山水库之水畅通无阻地流向四面八方。这些工程共需完成5.3亿立方米土石方的挖掘和运输，若把每立方米土石方排列起来，可绕地球10多圈。”[26]
高楼万丈平地起，工程初期，施工全靠肩挑人抬，物资器材十分紧缺。皖西人民在党和政府的指挥下，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采取大兵团作战，“蚂蚁啃骨头”战术，最高上工劳力80多万人。有3万多人为了工程需要，拆房让地重安家园。前方不乏父子同上阵、夫妻同竞赛的动人场面，后方老弱妇孺也加入到为工程添砖加瓦的行列。涌现出许多英雄劳模。
张店人刘美三，1948年参加人民解放军，在部队入了党，七次荣立军功。1958年，已转业返乡任公社副业部长的他率领100多名民工奔赴工地。
在长达3公里、最深渠段切深14米的樊通桥切岭工地上，刘美三的队伍遭遇比石头还难对付的“麻礓土”。人们的铁锹卷了刃，岗岭只破了一点皮。工程受阻，干部群众无不心焦。刘美三带领大家攻关，经过反复实验，发明了“陡波深挖劈土法”：他们先在作业面下方挖一条长沟，然后在沟里向土方挖进一到两尺，形成空脚，再在作业面上方钉木桩，钉入一定深度，岗土涨裂，自动倒下。一次就能劈掉好几百立方的麻礓土，提高工效50倍。这项技术创新，后来在江西丰城召开的全国水利施工工具评比选型会议上，荣获全国第二名。“劈土法”诞生后，广泛在淠史杭各个工地上使用，并推广到全国。淠史杭工程指挥部授予刘美三“特等劳动模范”的称号；1960年，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群英大会，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和奖励。
史河灌区的渠首位于平岗岭，切岭工程要挖出深26.5米、长2500米、宽60米的渠口。劈开麻礓土，下面还有岩石层，用十字铁镐、铁锹怎么也挖不动。这时一个叫冯克山的抗美援朝转业军人发明了“洞室爆破法”，一炮炸掉几万立方米的岩石，原来要用三年的工期，后来仅用八个月就提前完成了。挖下来大量土石方怎么运走呢？人抬肩挑，费力费时，工效还不高。于是，“倒拉器”、“脚踏运土器”、“牛拉滑车”等较为先进的运土载具相继出现在工地上，大大提高了效率。
有人日夜奋战工而积劳成疾，也有人献出宝贵的生命，如爆破时指挥群众撤离而献身赵学信和规划设计主要负责人黄昌栋等，他们用热血和生命脉铸就了淠史杭灌区这座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丰碑。
1959年，淠史杭灌区水利工程就开始发挥作用，当年就有97万亩农田得到灌溉。其后，灌区进一步大抓配套工程，进一步改进施工方法。到1965年春，淠史杭灌区三个渠首工程基本竣工。灌溉的农田扩大340万亩。
1971年5月，淠河灌区江淮分水岭上的广大人民群众，以较小的投资，高速度地建成将军山渡槽，有了这座大跨度双拱结构的渡槽，再加上一条小型渡槽，就使得长江水系的滚滚河水经由杭淠干渠，飞跨丰乐河，直上江淮岗脊，与淮河水系沟通，为发展农田水利灌溉和航运提供良好的条件。
到1988年，淠史杭灌区工程已建成总干渠2条，总长145公里；干渠11条，总长840公里；分干渠19条，总长400公里；支渠326条，总长3345公里；分支渠、斗渠和农渠1万多条，总长2万多公里。兴建各类渠系建筑物3万座；修建中小型反向调节水库1200座；建成机电灌站644处，外水被给站39处。整个渠道和建筑物工程共完成土石方近5亿立方米。已形成长藤结瓜式灌溉系统，有效灌溉面积达1190亩土地。并为合肥、六安等城市提供生活和工业用水。
淠史杭灌区工程的建成，给皖中、皖西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惠及2000多万人口，灌区人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1988年，淠史抗灌区累计灌溉面积1.83亿亩。粮食生产已达到102.5亿公斤，仅此一项的价值就已超过总投资的三到四倍。
灌区人民自豪地说：“有了淠史杭，水稻种上岗，天旱也不怕，穷乡变富乡。”
八、一条大河波浪宽
淮河是中国最难治理的河流，但又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淮河在上个世纪90年代却成为水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快脱贫步伐，一些小型造纸、化工、制革等污染严重的企业纷纷上马。到1995年，淮河沿岸各类工厂达上千家，这些企业排污量大，加上30多个城市排出的生活污水，每天排入淮河干流和支流的污水达700万吨，整个淮河流域的水质呈明显恶化趋势。广为流传的顺口溜“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90年代拉稀生癌”，就是当时淮河水环境变迁的生动写照。
1994年7月，淮河中、下游发生大面积水污染事故。由于淮河上游河南境内突降暴雨，致使2亿吨污水注入干流，形成长达70公里的污染带，造成安徽、江苏两省150万人饮水困难，30多万人患肠胃病、皮肤病。
如此严峻的水染污形势，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当年就果断关停并转191家污染严重的企业。1995年3月，又对19家排污大户停产治理，并关停淮河流域四省71家小型造纸厂，对54个重点造纸污染源提出限期治理。
1995年，国务院颁布中国第一部流域性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规定自1998年1月1日起，禁止一切企业向淮河流域水体超标排放水污染物，由此拉开了淮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的序幕。1997年12月31日 淮河流域4省1139家企业按时完成污染治理。这就是轰动全国的“淮河治污零点行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淮河水利委员会组织河南、安徽、江苏3省有关部门开展淮河水污染联防联治，降低了淮河干流发生重大水污染事件的风险。2005年至今，淮河干流再未发生大范围突发性水污染事故，水质持续改善，从上世纪90年代Ⅴ类及劣Ⅴ类水提升到常年保持在Ⅲ类水的水平。
淮河复现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美景。淮河巨变,于此可见一斑。
1950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一定修好淮河”的伟大号召，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了70年。在这70年里，国务院召开12次治淮会议，对淮河治理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集中开展五轮淮河治理，总投入9000多亿元，直接经济效益达4.7万亿元；在这70年里，佛子岭水库、蒙洼蓄洪区、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淮河入海水道近期工程等治淮工程的相继建成，使淮河流域基本建成以水库、河道堤防、行蓄洪区、控制性枢纽、防汛调度指挥系统等组成的防洪除涝减灾体系；在这70年里，淮河流域已经建成6300余座水库，约40万座塘坝，约8.2万处引提水工程，规模以上机电井约144万眼，水库、塘坝、水闸工程和机井星罗棋布。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引江济淮、苏北引江等工程的建设，与流域内河湖闸坝一起，逐步形成了“四纵一横多点”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和配置体系。淮河流域以不足全国3%的水资源总量，承载了全国大约13.6%的人口和11%的耕地，贡献了全国9%的GDP，生产了全国1/6的粮食。
“70年治淮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缔造领导的新中国才能根治水患，修好淮河！”在安徽蚌埠的治淮陈列馆里，解说员是这样激动地对参观者讲解的。[27]
2020年10月22日，纪念新中国治淮七十周年座谈会在安徽蚌埠召开。回顾梳理70年淮河治理成果经验，与会代表认为，首要一条就是“坚持党对治淮工作的领导”，“这是做好淮河治理的根本保证”。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6月以来，我国江南、华南、西南暴雨增多，多地进入主汛期，7月，淮河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
疫情防控与防汛救灾，面临“两线作战”，就像1950年时那样。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洪涝地质灾害防御和应急抢险救援，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2020年7月20日8时31分，根据国家防总指令，有千里淮河“第一闸”之称、位于安徽阜南县的淮河王家坝闸第16次启用，在开闸的76个小时里，蒙洼蓄洪区共蓄洪3.75亿立方米，为淮河安澜起到关键作用。
一个月后，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安徽考察调研，第一站就是王家坝闸。他强调，70年来，淮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防洪体系越来越完善，防汛抗洪、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高。要把治理淮河的经验总结好，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淮河治理方案。总书记的指示，为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淮河保护治理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新中国治淮70年，成果辉煌；展望未来，前景更加光明，任务依然艰巨。在纪念新中国治淮七十周年座谈会上，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刘冬顺说：“我们将持之以恒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不移践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坚持人民至上、造福人民，坚持‘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坚持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新发展阶段淮河保护治理取得新成效。”[28]
参考文献
[1][3][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五下·滕文公上，载世界书局缩印本十三经注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7：2705。
[2][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二·尧典，载世界书局缩印本十三经注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7：123。
[4][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卷六·禹贡，载世界书局缩印本十三经注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7：152。
[5][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2013：680。
[6]同[5]书，第689页。
[7]戴文标·胡华明著，大禹治水及其与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载海峡两岸大禹文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27。
[8][宋]李觏著，李觏集卷二十八，王国轩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317。
[9][明]朱元璋著，皇陵碑，载全明文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71。
[10][元]脱脱等撰，金史·河渠志卷二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5：675。
[11]同上书，第678页。
[12][10]书，第681页。
[13]周恩年谱（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13。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440。
[15]曹应旺著，周恩来与治水，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14。
[16][27][28]马荣瑞常河撰，千里淮河应无恙，《光明日报》2021年02月23日06版。
[17]同[14]书，第456页。
[18]同[14]书，第491页。
[19][21]陈劲松、陈逸霞著，新中国大规模治水事业的开端：治淮工程，载炎黄春秋杂志2019年第9期，第36页。
[20]同[14]书，第530页。
[22]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452。
[23]同[19]，第38页。
[24]傅作义著，毛主席的领导决定了治淮工程的胜利，《人民日报》1951年11月13日。
[25]同[19]，第39页。
[26]同[19]，第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