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河,又名延水、区水、洧水,是黄河的一级支流,陕北第二大河。发源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东南部白于山区的天赐湾乡周山,由西北向东南,流经延安市的安塞、宝塔区后,向东转入延长县,在南河沟乡凉水岸村汇入黄河,全长273.5公里,流域面积7685.5平方公里。河流落差785米,上游河谷狭窄,最窄处10米,河道弯度大而多,中游河谷宽展,平均600米,为主要河段,下游平均河宽1500米,距河口20公里河段,河谷缩至30~100米,形成典型的陡壁峡谷。流经区域,干流深切,支沟密布。河段多弯曲,河水常流量小,含沙量高,输沙量大。
今日延河(石鸿奎摄)
延安城与延河(石鸿奎摄)
自古以来,延河就养育着延安儿女。延安,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人文始祖黄帝曾居住在这一带,闻名中外的黄帝陵就位于延安市黄陵县。延安,也是中国革命圣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建立了陕甘宁边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延安成为全国革命根据地城市中旧址保存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布局最为完整的城市。延安时期,延河是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水源,因此被称为中国革命的母亲河。延河与宝塔山是延安的重要地理标志。
延河的重要支流
延河流域内长度在2~10公里的小支沟155条,长度在10公里以上、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22条。
西川河,延河支流,由西向东于宝塔区兰家坪汇入延河。发源于志丹县曹新庄,因在延河西部而得名。
南川河,延河支流,发源于宝塔区南泥湾镇,由南向北于宝塔山下汇入延河。
杜甫川,延河支流,发源于宝塔区万花乡,因唐朝诗人杜甫游历时两次路过此处留下足迹而得名,由西向东于宝塔区杜公祠附近汇入南川河。杜甫的《月夜》《塞芦子》《望春》《三川观水涨》《玉华宫》《羌村》等诗歌记录了他的两次陕北之行。七里铺一石庵下相传为杜甫头枕麻鞋、避风夜宿之处,后人便在此处凿成石室,建起杜公祠。公元1040年时任延州知事范仲淹题写的“杜甫川”,公元1843年肤施县知事陈炳林题写的“少陵川”,毛泽东在延安时题写的“诗圣”,均被刻在祠内的石崖上。
杏子河,延河支流,发源于靖边县大路沟乡关圣塌,由北向南经志丹县,由王窑乡井庄入安塞区境,经王窑、招安、沿河湾3个乡(镇)在安塞县沿河湾镇黄崖根汇入延河。
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驻延安
1937年1月13日的肤施城,沸腾了!县城的百姓,包括城乡民众、机关干部、红军战士、学生、从十里八乡来的赤卫军和农民,以及从甘泉、延长、子长、安塞专程赶来的群众代表四五千人,沿着延河岸从城北门口向北一直排到大砭沟,他们一大早就站在道路两旁,翘首等待着一支特殊的军队到来。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吴起镇(时属保安县,今吴起县),从此,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就从南方转移到了陕北。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应张学良、杨虎城电邀,驻守在志丹县(原保安县,为纪念刘志丹,当年6月更名)的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前往西安协商、解决西安事变事宜。
延安,中国西北边塞重镇,隋大业三年(607)设延安郡,此时改称肤施,陕西省直辖。全城面积0.56平方公里,人口不足三千。西安事变后,驻守肤施的国民党东北军撤出,城内只有留守的民团和保安队千余人。先期,周恩来派黄春甫(又名江华)通知陕北红一团团长黄罗斌准备接收延安。1936年12月16日,周恩来来到肤施,当晚住在杜甫川北岸的马家湾延安工作委员会临时办事处。17日,红一团团长黄罗斌护送周恩来前往肤施城东郊延河岸边的飞机场,准备乘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派来的飞机,在张将军派来的刘鼎陪同下飞往西安。飞机起飞前,国民党肤施县县长高锦尚前来送行,周恩来与他交流分析了西安事变发展的可能性,希望他加入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
12月18日临晨两点,高锦尚带民团从延河岸边的东门逃出,顺延河向榆林方向撤退,黄春甫立即命令驻清凉山和宝塔山的一、二连,警卫南门、东门和北门,同时,将县府、党部机关看管保护起来。天亮后,黄春甫率领红一团进城,和平接管肤施。之后,党中央决定由志丹迁往肤施,1937年2月,借延安府旧名改肤施城名为延安。
1937年1月初,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带领警卫部队到达延安,在红一团的配合下为党中央进驻延安做准备。1月10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从保安动身,行进23公里,傍晚到达志丹县侯市寺儿台;1月11日早上,从寺儿台出发,沿延河支流杏子河川道,行走30公里,到达安塞县王窑高沟口;1月12日,从高沟口出发,依旧沿杏子河川道,行走30公里,到达安塞碟子沟;杏子河在碟子沟附近黄崖根汇入延河。1月13日,从碟子沟出发,沿延河川道,行走25公里,到达肤施。
中央警卫团团长黄霖和延安抗日救国会主任曹华山带着各界群众代表赶到离城八九里的杨家湾路口迎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
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张闻天、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从延河西渡河,顺着延河岸边的一道砭走向前来迎接的人们。在黄霖的介绍下,毛泽东同前来迎接的代表一一握手问好。当队伍继续行进到大砭沟口时,等待已久的欢迎队伍远远地就欢腾起来,他们挥舞着五颜六色的三角小纸旗,“欢迎抗日领袖”的口号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锣鼓声更是响彻肤施山城。毛泽东身着普通战士军服,手牵小红马,微笑着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北关、进北门、过钟楼,来到抗日救国会的驻地。当晚,毛泽东就住在延河岸边二道街罗家院的东厢房。
朱德总司令进城的时间要更早一些,下午约3点左右进入肤施城。
1月14日上午,在延安城防司令部和抗日救国会共同主持下,延安大操场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部队官兵、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挤坐在操场上。时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郭洪涛主持大会并致欢迎词。毛泽东发表了讲话。他号召军民要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加强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他还强调,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各界人士和群众今后要事事讲抗日,处处为抗日做贡献。
抗日救国会副主任马生有代表延安人民致辞,热烈欢迎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延安,同时也表达了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坚决团结一致,把抗日救国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
1936年12月26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双方为联合抗日开始了第二次合作。1937年9月,国民政府陕甘宁边区成立,10月,延安市政府成立,直隶边区。边区辖23个县,即陕西的肤施、甘泉、鄜县、延川、延长、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栒邑、吴堡、清涧、绥德、米脂、葭县,甘肃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镇原,宁夏的花马池、榆林的神府区、关中的部分地区则为边区政府的募补区,受边区政府的直接管辖。
延安,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高原古城从此成为中国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中国共产党在这里高高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爱国主义的旗帜,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延安成为举世闻名的革命圣地,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实践局部执政举措的实验场。而延河,静静地穿延安城而过,在那些伟大的日子里,她曾见证了中央红军进驻延安,之后,随着中国革命的风起云涌,她又见证了党的事业的发展壮大,见证了党带领中国人民去积极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延安走向全中国!
延河岸边的枪声
1937年10月5日,延安城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事件——抗日军政大学三期六队队长黄克功因求爱不成在延河岸边枪杀了陕北公学青年学员刘茜。
黄克功(1911—1937),江西南康人,红军师团级干部。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入党。黄克功是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考验的红军战士,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立过大功,先后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政治教导员、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团政委,在抗大三期学习之前,是二期15队队长。刘茜(1921—1937),本名董秋月,山西定襄人,从小家庭条件优越,但感怀国难,心向革命,在中学读书时,就成为当地民族先锋队负责人。卢沟桥事变后,她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突破敌人重重封锁线来到延安,于1937年8月进入抗大15队学习,因学习努力,工作踏实,被校领导誉为“年龄最小,表现最好的学员”。在15队学习期间,刘茜与黄克功相识,短暂接触后两人开始恋爱。
1937年9月,陕北公学成立,刘茜随抗大15队全体成员转入陕北公学学习。黄克功则被任命为抗大三期6队队长。因从小生活在不同的成长环境,两人的性格有着明显的差异,黄克功年轻有为、军功累累,但性格霸道、爱猜忌,刘茜能歌善舞,渴望浪漫的精神恋爱和彼此的独立和尊重,距离拉开后,性格差异很快引发矛盾,二人关系开始疏远。黄克功希望尽快结婚化解矛盾,刘茜则拒婚并提出分手。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功邀请刘茜在延河岸边散步谈心,以解决二人之间的矛盾。当夜,刘茜一夜未归,第二天早上,到处找寻她的校友在延河岸边的一块石头旁发现了身重两枪、倒地身亡的刘茜。她的战友,曾经的爱人黄克功把本该射向敌人的子弹射向了她,年仅16岁的刘茜,满怀报国情的爱国青年就这样死在了革命的大后方。
事件发生后,震惊了整个陕甘宁边区,国民党的党报《中央日报》将之作为“桃色事件”大肆渲染,诬蔑边区政府“蹂躏人权”,引发了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质疑。党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则对这一案件高度重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在法庭审判前,边区法庭庭长雷经天专门请示了毛泽东。边区法庭在延河岸边举行了由学校、部队和机关干部万余人参加的公审大会,严格按照边区法律进行公开审判。法庭宣读了毛泽东慎重考虑后作出的批示,批示里十分痛心地说:“一个共产党人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劣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最后,黄克功没有因为15岁就参加革命,和毛泽东一起在井冈山最艰苦的岁月里扛枪闹革命,给党和革命作出累累贡献而法外获情,被依法判处死刑,审判大会后立即被执行了枪决。而这时的党中央,刚刚进驻延安不久,干部人才奇缺,党中央和毛泽东真是“挥泪斩马谡”啊!
这一案件的依法审判,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党纪的严明、党中央对党风军纪整肃的决心、边区政风的清廉和边区法庭依法审判的能力。以严明的党风、军纪和清廉政风为本质内涵的“延安作风”,如延河般,虽在平日里平和安静,在暴雨来临时,却波涛汹涌、雷霆万钧,在党员干部心中成为震慑党风军纪和政风的达摩克利斯剑。而“延安作风”在党中央的精心培育下,在延安时期不断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家岭的早晨
1978年全日制十年制小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文章《杨家岭的早晨》,讲的是毛泽东在延安的杨家岭住的窑洞旁,用延河水给亲手耕种的菜地浇水的故事。文章很短:
太阳刚刚升起。毛主席走出窑洞,来到他亲手耕种的地里。
毛主席一手扶着水桶,一手拿着瓢。瓢里的水缓缓地流到小苗上。毛主席身边的小八路端着水,望着小苗笑。他好像在说:“小苗啊小苗,你喝了延河的水,长吧,快长吧!”远处,八路军战士也在忙着挑水浇苗。
杨家岭的早晨,一片金色的阳光。
故事里的情节,发生在1942年底到1945年,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发动的军民大生产运动时期。
党中央进驻延安前,延安的地理位置虽重要,经济发展却非常落后。辖区的非农业人口有14000人,占总人口的1%。党中央进驻后,非农业人口迅速增加。1941年底,迅速达到了17万人,占到了总人口的12.5%。而整个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基本依靠外援,国民党发的军饷和民主人士、海外华侨的援助一度占到边区财政收入的70%以上。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华策略进行调整,将其主要的侵华军事力量转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了残酷的“三光”扫荡政策,1937年到1941年,日本飞机17次轰炸边区。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全面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陕甘宁施行了严酷的军事包围和军事封锁。1939年到1942年,边区连年发生了自然灾害。重重重压下,边区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困难,1941底,边区财政赤字竟达到了500多万元,占到了整个边区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
面对困难,怎么办?毛泽东代表党中央作出了掷地有声的回答:“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1942年12月,在总结前期抗战经验和发展边区经济、开展生产运动的基础上,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出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1943年2月,毛泽东在一份电报中强调:今年决定大力发展农工盐畜生产,提出丰衣足食口号。之后到1945年,党中央向全党全边区发出了大生产运动的号召,整个边区的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老百姓纷纷投入到生产一线。而在此之前的1941年,八路军指战员已经开赴南泥湾、大风川、槐树庄等地进行屯田生产,王震旅长率领的359旅,将昔日的“烂泥湾”南泥湾改造成了“陕北的好江南”,359旅也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典范。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都以身作则,带头种地纺线。文前提到的故事,说的就是1943年初发生的事。当时,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也在他住的杨家岭窑洞的山坡下开垦了一块荒地,种上了辣椒和西红柿,每天天刚麻麻亮,习惯了晚上办公的毛泽东就会放下耕耘了一夜的笔,在晨曦中背着锄头带着桶下地去除草浇水。地里种的菜,他不仅自己吃,还用来招待客人,收获的辣椒晒成干还送给过当时苏联的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党中央领导人带头开荒种地纺线的做法,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极大地振奋了边区军民战胜困难的决心和信心。
在整个边区火热的劳动热情推动下,全区的耕地面积由1941年的1213.2169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425.6144万亩。1943年,边区获得极大丰收,粮食产量由1941年的45.586万石增加到181.2215万石,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还有余额可供出口。棉花产量也由1941年的100万斤增加到1944年的400万斤。1944年,边区财政收入已经打了翻身仗,当年依靠自己生产的部分迅速增加了63.79%。到1945年底,边区的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商业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有力地战胜了边区的严重经济困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基础。在战胜困难的过程中,共产党以革命者大无畏的胆识与气魄孕育了以艰苦奋斗精神为本质特征的延安精神,从此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拥有了永恒的精神家园,而延河,作为延安的主要水源,在这次军民大生产运动中,在边区的农业、工业、手工业、畜牧业的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枣园幸福渠
枣园,距离主城区10里路,曾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驻地,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和党的高层领导张闻天、彭德怀都在这里居住过。如果你今天去那里学习参观,会看到一条水渠——幸福渠穿园而过,这条水渠正是延安时期党和人民军队与百姓鱼水深情的生动见证。
1940年4月的一天,枣园周围的乡亲们像过节日一样呼朋唤友,携家带口早早就来到了枣园。大家都围在了院子右侧靠近山坡处的一条水渠旁。“水来了,水来了。”清澈的延河水从水渠中由远及近,几个乡亲迫不及待地用水瓢把水舀进了早已经准备好的桶和盆中,就近浇到了水渠旁的菜地里。当第一股渠水流进干渴的土地时,乡亲们热烈地欢呼起来:
“党中央给大家办了这么件大好事!”
“这下旱地变水地了么!”
“这下再也不用到河里去挑水了!”
“这能省下多少劳力了么!”
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欢笑声回荡在枣园的上空,久久不散!
这条引来四方群众欢欣的水渠正是由边区建设厅工程师丁仲文设计,群众集资与政府资助,中央机关、警备团和百姓们共同引延河支流西川河水在枣园川(延河支流西川河枣园段川道)修建的。水渠北起裴庄,南至枣园,全长6公里。水渠修好后,附近150公顷左右,以往只能靠天吃饭的川地变成了旱涝保收的水浇田,枣园川里的乡亲们从此丰衣足食了。当大家商量着给水渠起名时,乡亲们都说,这是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给大家送来的幸福,就叫“幸福渠”吧。
眨眼30多年过去了。1974年10月1日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一次美术作品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展览会上,一幅巨幅画作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目光,成为当时展览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全国美展代表作。会后,这幅作品作为全国美展的宣传画广为发行。这幅作品宽2.1米、长2.3米,是由陕西省文化局领导下的“秦文美”美术创作组共同创作、中国人物画泰斗刘文西主笔的,作品名字就叫“幸福渠”。画面上,毛主席兴高采烈地与一群农民和八路军战士看着幸福渠开闸放水、亲切交谈,手拿铁锹的八路军战士和老乡们围绕在主席周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幸福渠水在画面的正中流过,一位陕北老汉捧起一捧渠水,儿童们手拿锣鼓、绸缎扭起了秧歌。近处,桃花盛开,远处,梨花怒放。整个画面充盈着幸福而祥和的喜气,表现的正是延安时期,在党中央的带领下,军民联手一起共同劳动、修渠引水,一起共度节日、互致祝福的和谐场面。
如今的枣园川里早已修起了绿荫轧地的西北川公园和一排排现代楼房,成为延安人茶余饭后休闲的场所。枣园,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旧址、五大书记在延安时期的旧居,向公众免费开放,幸福渠则静静地穿行在园中,与枣园的六角楼(中央书记处小礼堂)、半山腰上毛泽东住过的窑洞一起,迎候着从祖国各地来延安瞻仰学习的游客,一起亲历着新中国军队与人民始终如一的鱼水深情。
塔山远景与延河、延安城(石鸿奎摄)
延安的标志与象征——宝塔山
延安市从地貌上看,是典型的三山(凤凰山、清凉山、宝塔山)夹两川(延河、南川河)的狭长布局。延河主河道自西向东、南川河自南向北穿城而过,在宝塔山脚下相汇改向东流。宝塔山,位于延河与南川河交汇处的东南角,海拔1135.5米,古称丰林山,宋时改名为嘉岭山,因山上有座镇河宝塔又称宝塔山。宝塔山是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为一体、历史文物与革命旧址合二而一的著名风景名胜区。山上现建成宝塔山公园,林木葱郁,环境优美,视野开阔,空气清新,夏季平均气温较山下低3~4摄氏度,是消夏避暑的好地方,也是游览延安的必去之地。
山顶宝塔与宝塔山是革命圣地延安的标志与象征。宝塔建于唐代。共九层,高44米,八角形砖塔。塔底层两个拱门门额上分别刻有“高超碧落”“俯视红尘”字样。塔内有阶梯,可登塔顶,塔顶可观全城风貌。山上有嘉岭书院、摘星楼、范公井、烽火台等古迹。山底历代遗留摩崖石刻群和碑林,最著名的是范仲淹题刻的“嘉岭山”和“胸中自有数万甲兵”等题刻。
1937年9月,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中取得了中国军队对侵华日军的首次大捷,10月,又在阳明堡烧毁日军飞机24架。1938年3月,日军在进攻我陕甘宁边区和东部黄河防线战斗中失利。一连串的失败后,日军采用了空袭手段进行报复。1938年11月20日,设在宝塔山上的防空警报大钟(明崇祯年间铸造,击之声彻延安全城,至今仍留存在塔旁)敲响了,日军的七架飞机飞临延安城上空开始投弹。一时间,人声马嘶,黄尘飞扬,房屋倒塌,人员伤亡较大,当晚,中央机关、单位、学校、群众紧急疏散到了城外。第二天,敌机再来时,除一些房屋受损外,再无一人受伤。后据1946年3月10日《解放日报》统计:抗战期间,日机共轰炸延安17次,投弹1690枚,伤亡398人,毁坏房屋近两万间,毁坏粮食34.4万斤,给延安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破坏和影响。
作为延安的最高建筑,宝塔山上的宝塔是当时日军锁定延安轰炸的地标性建筑。今天,有很多人会问,宝塔为什么没有在数次轰炸中被炸毁呢?
对日本人来说,当时的延安方圆几百里都是黄土丘陵,宝塔就成为从空中识别延安的唯一地标,炸毁了宝塔,日本飞机无法在空中找到延安,所以日本人是不会主动炸毁宝塔的。
轰炸事件发生后,曾有人向毛泽东建议,为了延安人民与中央机关的安全考虑,主动炸毁山上宝塔,让日军飞机找不到地面目标。毛泽东则说:“祖宗之物不可毁!我们山上有一韩(韩琦)一范(范仲淹),小日本胆敢来侵犯,让他有来无回,统统完蛋!”此后,就再无人提及此事,宝塔被保留了下来。当年,革命青年奔赴延安,把宝塔当作心中向往的圣物,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标识;今天,宝塔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延安的象征与地标性建筑。很多游客来到延安,都要去爬宝塔山,登临宝塔,在山顶俯瞰延河水在山脚下交汇后奔向黄河。每当这时,他们也一定会遥想当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这个小小的西部边城挥斥方遒,指挥着千军万马,带领着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种种场景吧。
新文艺的发祥地——桥儿沟
延安时期,党中央非常重视干部人才的培养,在延安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等数十所干部院校,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培养了大量的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人才,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时期,来自五湖四海的革命青年和有识之士,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中国人民的未来,以“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要爬到延安城”的毅力,冒着生命危险长途跋涉奔向延安。来到延安后,有很大一批革命青年进入了各类学校,学习相关知识,之后又奔赴战场,奔赴各抗日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将他们在延安学的各类知识运用到革命发展需要的各个场合中去。
延安市宝塔区城东桥儿沟村,延河北岸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就是其中的一所学校,她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的第一所培养革命文艺专业人才的学府,由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七人联合发起,于1938年4月10日正式成立。延安时期鲁艺造就了大批抗战所需的艺术人才。同时,一大批新中国卓有成就的作家与艺术家,在这里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兄妹开荒》《白毛女》等大量极具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优秀艺术作品,成为民族文化的珍贵宝藏。鲁艺也因此成为党的文艺事业的坚强堡垒和核心,成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祥地。
贺敬之是这些优秀的艺术家中的杰出代表。贺敬之出生于大运河畔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上小学的时候,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他就了解到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到达了延安。当时的延安就像一道光,有理想,有民主,有革命,更有未来和希望,成为包括贺敬之在内的很多进步青年心中向往的圣地。1940年历经磨难逃亡到四川的贺敬之,决定与三位伙伴一起奔赴延安。在去延安的头天晚上,一位同学带回了一本杂志《七月》。这期杂志上登载了七月派诗人鲁藜创作的《延河散歌》和鲁艺的招生简章。《延河散歌》中洋溢的革命主义浪漫情怀打动着他,而简章则给他带来了更为热切的期盼。到延安去!到鲁艺去!参加革命的同时,也可以做自己喜欢的文学工作!
16岁的贺敬之与无数革命青年一样,就这样奔赴延安。艰苦的长途跋涉后,远远的延安城近了,城门上,安澜两个字在阳光里闪着金色的光芒,城门旁,延河水潺潺流淌,宝塔山巍然耸立。满脸笑容,身着朴素灰色军装的人们把他领入了一个新的天地!
他来到了距城七里之外延河北岸的桥儿沟,交上了自己在延安途中写下的组诗《跃进》,这些作品显露了他在诗歌上的才华,鲁艺文学系的主任何其芳决定录取他。他进入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学习。
每天清晨,他早早醒来,和学员们在延河边跑操;傍晚,他们一起在延河边散步探讨交流,在延河里洗衣沐浴,洗去一日的疲乏。延河岸边东升西落的太阳,慈爱地看着这个年轻人的进步与成长。
更多的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养分:周扬给他们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周立波给他们上名著选读课,还有何其芳给他们上诗歌课。知识如涓涓细流流入他心海,在他心里泛起涟漪,最终变成了一朵朵诗的浪花流淌出来。他先后创作了《自己的睡眠》《七月》《雪花》等诗歌。1941年,日本侵略者疯狂地扫荡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再次掀起反共高潮,革命形势深刻地影响着这座延河边的艺术殿堂,他把创作的视角转向了阶级的苦难,《小花姑娘》《红灯笼》等作品应用而生。
1942年,在杨家岭,党中央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上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了艺术的人民性和革命性,艺术的普及与提高,也强调了文艺的源泉来自于人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讲话后,受鲁艺领导人的邀请,毛泽东专门到鲁艺做了一次演讲。坐在台下的贺敬之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也让他找到了文学创作新的方向。在写作秧歌剧的过程中,他先后创作了热情讴歌大生产运动、至今仍然在广为传唱的《南泥湾》,传达陕北农民团结闹翻身火热情感的《翻身道情》。这些作品,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激发了更多的革命与生产热情,也充分展现了革命时代文艺作品的重要作用。
1944年在深入生活和参加秧歌剧创作的基础上,贺敬之接受了创作任务,以白毛仙姑的传奇故事为题材,与人合作写下了中国歌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歌剧《白毛女》。歌剧上演之后,引起了苦难深重的低层人民的强烈反响与共鸣,成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与旧社会、与反对派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这一剧作,将西方艺术的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里充分结合起来,通篇散发着极具特色的艺术魅力,至今仍然在感染和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1956年,贺敬之再次回到了延安,再次见到了一起生活过的父老乡亲,也看到了新中国摇篮延安的变化和发展,他心情激动地再次挥笔,写下了饱含深情的《回延安》,也写下了他对延安的深沉眷恋。
贺敬之,是当年无数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的杰出代表,党和人民培养了他,他也回馈给党和人民优秀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如星辰,永远在星海里发散着熠熠光芒。
今天,桥儿沟仍然保留着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戏剧系、美术系及工作人员住过的石窑52孔(含两个过洞),平房13间,与六届六中全会旧址“桥儿沟教堂”一起,成为前来延安参观学习的游客的“打卡”地。
百姓心中的总理桥
宝塔桥位于延安市中心,横跨南川河,距南川河与延河交汇口约150米,长86.94米,为6孔钢筋混凝土板桥。1973年6月9日,周恩来回到延安。当天中午,他想登上宝塔山看看延安城全貌。当时宝塔山脚下并没有桥,周总理只能乘坐吉普车涉水过河,小车不慎陷入淤泥里。正当陪同的延安市领导和警卫总理的人员不知所措时,延安的百姓一传十十传百,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合力将周总理乘坐的小车稳稳地抬过了河。这次回延安,总理感慨万分,新中国已经成立24年了,可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卓越贡献的延安人民,日子依然过得很苦。回到北京后,周恩来总理专门作出批示,1974年陕西省政府拨专款40万元在宝塔山下修建了宝塔桥。这座桥大大便利了延河两岸百姓们的生活,乡亲们就亲切地称这座桥为“总理桥”。
宝塔山与延河大桥(石鸿奎摄)
宝塔桥曾为延安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延安经济的发展,每天从桥上经过的车辆越来越多,由于桥面狭窄,桥上只有两个单向车道,没有非机动车道,经常发生交通拥堵,人行道、栏杆和灯柱也大面积破损,后经鉴定,该桥“已不能满足现行桥梁负荷作用的要求,成为一座危桥”,拆除重建后的新桥长85米、宽24米,与宝塔山交相辉映,成为市区新的景观。
延安精神代代传,生态发展谱新篇
今天,我们回顾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在延安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中国共产党艰苦环境中形成的延安精神发展了中国共产党,壮大了人民军队,锻炼了一支忠诚于党的事业、干干净净干革命、有使命有担当的干部队伍,培育了党与群众的血浓于水的党群干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历任最高领导人都多次论述过延安精神。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同志在《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一文中指出,“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同志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文中指出,“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1989年9月,江泽民同志在延安视察时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2006年1月,胡锦涛同志在在延安考察工作时强调,“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调研时指出,“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调研时指出:“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延安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有着重要地位,作为延安精神的形成与培育地的延安人民牢记党的嘱托,在党的关怀下,将延安精神化为行动动力,自觉投身于延安的各项事业建设中。
从府谷到潼关,黄河在陕西蜿蜒700余公里,在流经生态脆弱的黄土高原后,黄河泥沙俱下,据统计,黄土高原平均年天然输沙量达16亿吨。延河,作为黄河中游的重要支流,2000年左右每年给黄河的输沙量则为2.58亿吨,占到总输沙量的1/6。20多年来,延安人民秉持延安精神,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指引下,在中央以粮代赈政策的扶持下,在全国率先启动退耕还林建设,封山禁牧,在延安这块红色土地上展开了“久久为功”、波澜壮阔的“绿色革命”。今天,延安,成为证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成功范例,以延安为核心的黄土高原已经成为全国连片增绿幅度最——大的地区,植被面积达1077.46万亩,植被覆盖度达到81.3%,为世界提供了一个短期内生态修复的“中国样板”。延安的降雨量也大为增加,由原来的年300多毫米增加为550毫米以上,城区天气优良天数达到323天。而延安生态环境的变化大大缓解了延河的输沙量,目前,延河输沙量已减少为每年0.31亿吨,降幅达88%,水源涵养能力达到6亿立方米,仅涵养水源一项的生态效益价值量就达53.21亿元。延安,为中国的母亲河黄河的水土涵养作出了重要贡献。仍然是宝塔区(1997年延安撤地设市,原延安地区改为延安市,原延安市改为宝塔区)人民的重要饮用水源延河,一度也因为经济发展而河水日渐干涸和污染。“十三五”期间,在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的三大攻坚战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延安市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对延河流域进行了专项治理,流域水生态显著改观。2019年,延安市又开展了城市“双修”工作,按照“生态延安、圣地延安、幸福延安”的三大目标,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双管齐下治理延河两岸建筑和河道。现在,延河岸边大批棚屋拆迁,多个岸边公园和河道公园让河岸变绿,加上二十年的退耕还林政策显著成效,延河水越来越清,青山、绿水、蓝天、白云掩映下的延河已从以前的“一道水沟”变成了百姓家门口的“生态公园”,2019年,延安荣获了“中国十佳绿色城市”。曾经黄沙肆虐的延安,真正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斗转星移,时光流转,中共中央离开延安已有70余年,而延安精神一直伴随着滚滚延河水,超越时空界限,在新时代里仍然散发着永恒的光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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