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黄河水利委员会首届委员
三门峡工程的建设与改建
刘家峡事故和“走资派”出山
不断推动中上游水土保持工作
黄河断流与“八七分水方案”
关注下游河道及滩区治理
重新认识黄河
当选黄河水利委员会首届委员
黄河，是仅次于长江的中国第二长河，也是世界第五长河。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祥地，因此黄河被华夏儿女称为“母亲河”、“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北麓海拔4500米的约古宗列盆地。约古宗列盆地南北长60公里，东西宽40公里，呈椭圆形，四周山岭环绕，盆地内有100多个小水泊，水泊四周是绿草如茵的天然牧场，远看像是无数晶莹闪亮的珍珠嵌在草地上。在盆地的西南隅，有一个面积为3至4平方米的小泉，清澈的泉水不停地喷涌翻滚，汩汩有声。喷涌而出的泉水汇合了盆地内浸渗出来的无数涓涓细流，逐渐形成了一条宽约10米、深约半米的潺潺溪流，与另几股溪流会合后，就成为黄河源头最初的河道----玛曲。
黄河流域图
黄河自青藏高原一路蜿蜒东流，穿越黄土高原、鄂尔多斯高原及黄淮海大平原，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个省和自治区，最后于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注入渤海，全长5464公里，水面落差4480米，年均径流量535亿立方米，流域面积79.5万平方公里。其中自河源至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为上游，长3472公里；河口镇至河南省郑州市桃花峪为中游，长1206公里；桃花峪至入海口为下游，长786公里。黄河因河流中段流经黄土高原地区时，挟带了大量泥沙，每立方米水含沙量达35公斤，是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河流，多年平均输沙量达16亿吨，相当于堆成1米见方的土堤绕地球27圈。大量泥沙的淤积，使横贯华北平原的下游河道逐年抬高，河床高出地面3至5米，部分河段如河南封丘曹岗附近高出10米，完全靠堤防约束，是世界上著名的“地上悬河”，成为淮河、海河水系的分水岭。
1947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佳县神泉堡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后，心潮起伏，难以平静，便带着卫士去看黄河。面对滔滔奔腾的黄河，毛泽东感慨地说：“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啊！”1948年3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从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拉开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船至河中，毛泽东望着泡沫飞溅的浪花和漩涡，沉思良久，深深地感叹：“可以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的地方就是黄河。1952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毛泽东对山东、河南境内黄河决口泛滥最多的几个河段进行了实地考察。10月31日，毛泽东登上黄河南岸、郑州以北的小顶山，眺望万里黄河。这位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大江大河治理说过无数次气吞山河话语的领袖，在面对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时，却表现出了少有的敬畏和谨慎，没有留下“一定修好”、“根治”等豪言壮语，只是语重心长地向陪同考察的相关负责人交待了一句话：“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在对待黄河上，钱正英也倾注了如同对待母亲般的热情与关爱。她担任山东解放区黄河河务局副局长兼党委书记时，在防汛抗洪期间，每天白天到堤上督战参战，晚上在办公室等候水情、思考对策、布置工作，夜里三点睡觉，早晨六点起床，“是用整个身心在掌握”。数十年后，当她回顾这段往事时，充满深情地说：“当我深夜在办公室，等候黄河的水情报告时，我仿佛在倾听她的脉搏，并渴望医治她的创伤。我为黄河的巨大魅力所吸引，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她，也深深地爱上了水利这门职业。”
钱正英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还说了这么一件趣事。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解放济南，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华东财经办事处主任曾山率一批干部接管济南，命钱正英前往济南接管国民党的黄河河务局。接管中，有留用人员告诉钱正英，他们的局长对黄河决口拿不出堵口的办法，就把功夫用在文字上，只要看到下级报来的材料上，“口”字的四条边没有连起来，产生了“缺口”，他就会拿起笔来，很用心地把四条边连起来，将“缺口”一一“堵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民党机构和官员的无能与腐败。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山东解放区、冀鲁豫解放区与晋冀豫解放区逐步连成了片，三大解放区的联合治河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于1949年6月16日在济南成立。钱正英作为山东解放区的代表出席成立大会，并当选为黄河水利委员会首届委员。钱正英是9名委员中年纪最轻的，也是唯一的女性。
黄河水利委员会首届委员合影。前排右起：钱正英，江衍坤，彭笑千，赵明甫，王化云；后排右起：张方，张慧僧，周保琪；袁隆因事缺席。
三门峡工程的建设与改建
由于沙多而淤积，由于淤积而决口，由于决口而迁徙，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就存在“善淤、善决、善徙”的问题。经常决口改道的黄河，洪水泛滥所及，北至天津，南至淮安，不但造成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并且淤塞破坏了北岸海河、南岸淮河的水系，因而也被称为“中国的忧患”。
为了控制黄河洪水、开发黄河水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聘请苏联专家，于1954年编制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并建议将位于黄河干流上的三门峡水利枢纽作为黄河治理一期工程中的一项重点工程。1955年7月1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并决定兴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这是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会议历史上第一次审议和批准重大建设项目,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作得特别振奋人心,不仅为1000多名人大代表勾画了一幅幅壮美蓝图，而且宣布：“只要六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那一天----‘黄河清！’”报告一次次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在全体代表的欢呼声中获得一致通过，许多人热泪飞扬，给钱正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时治黄规划的指导思想是，对黄河泥沙采取拦蓄为主的方针，首先以三门峡巨大的库容拦蓄，再在三门峡以上的主要支流修建拦泥水库辅助拦蓄，同时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以大量减少泥沙来源，从而维持干支流水库的寿命。根据这个规划，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设计蓄水位是海拔360米，相应库容647亿立方米，水库的回水末端到达西安附近，关中平原需大量移民。由于我国缺乏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经验，三门峡水利枢纽就委托苏联进行设计。
三门峡工程于1956年开工，但是其设计方案越来越引起有关方面的疑虑，陕西省要求重新审议。1958年4月，国务院在工地现场组织了重新审议。经过讨论，大家认为拦泥措施不可靠，对淤积的预计没有把握，移民任务太大。为了充分留有余地，周恩来果断决定把原方案改为大坝按蓄水位海拔360米设计、350米施工，并将初期蓄水位降为335米，以限制回水末端的影响，并减少移民数量。
1960年9月，经过建设者数年奋战，三门峡大坝比规划提前一年建成，并且克服了苏联中断技术援助的困难，自行安装成功两台发电机组，水库开始蓄水发电。但是，正如钱正英1991年在河海大学师生大会上以《前进的道路》为题的讲话中所说：“三门峡水库胜利投产发电之时，是我们开始认识错误之日”。实践证明，虽然已经修改了原设计，降低了蓄水位和库容，但泥沙淤积情况还是比原来的设想要严重得多。到1962年2月，才一年半的时间，就淤积泥沙15亿吨，水库变成了“泥库”，不仅淤了三门峡至潼关的峡谷，而且淤积部位迅速向上游延伸，形成“翘尾巴”，如任其发展，仍有可能威胁西安。
三门峡水库大坝
问题出现后，各方面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全盘肯定，认为应按原规划继续在上游支流修建拦泥水库，减少干流泥沙；有的全盘否定，认为只有废除三门峡才是出路；有的提出了各种改造方案。1964年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去西安，陕西省对三门峡问题怨气很大，言辞激烈。邓小平把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叫到西安，王化云说，要解决三门峡淤积问题，就在上游建拦沙坝，三年建两个，花钱不多见效快。邓小平回京后指示中央书记处定方案。中央书记处开会前一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把钱正英叫到家里，说有人提出可在三门峡上游建拦沙坝，你看行不行？钱正英说不行，因为“花钱没有那么少，时间没有那么快，效果没有那么好”。彭真又问，那你看怎么办好？钱正英说：“我愿意去实地调查，提出方案”。时周恩来出访非洲十国归来，亦不顾旅途劳累，深夜打电话让钱正英赶到总理办公室，详细询问三门峡的情况，郑重传达了毛泽东关于三门峡“如果不行就把坝炸掉”的意见，令钱正英十分震惊。周恩来要钱正英尽快去现场查看，提出处理方案。
这期间，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亲自主持研讨，鼓励专家们直面现实与困难，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和严格的科学态度去修改治黄规划及三门峡工程的错误。他说：“历史是发展的。黄河在旧中国不能治理。我们要摸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地解决矛盾，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好。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经过钱正英与专家们反复研究和实验，最终提出了一个简称为“蓄清排浑”的方案。这个方案对原设计作了根本修改，将原来的蓄水拦沙改为滞洪排沙，即在大坝左侧增建排沙隧洞，当汛期水多沙多时，如无防洪需要，就完全打开闸门，排水排沙，冬季水少沙少时为了协助下游预防凌汛则可适当蓄水；将原来的高水头发电改为低水头发电，把原安装的两台15万千瓦高水头水轮发电机组拆除后迁移到丹江口水电站，另行制造安装能利用水库自然径流的5万千瓦低水头水轮发电机组。改建方案经周恩来批准后实施，1968年完成一期工程，效果显著。1969年开始二期工程，至1973年竣工，不仅基本解决了库区泥沙淤积“翘尾巴”的问题，而且使三门峡工程仍能发挥一定的防洪、防凌、灌溉、发电综合效益，为我国开发利用多泥沙河流提供了经验。
1974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改建获得初步成功》的报道，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看到报道，让前来探望的副总理纪登奎打电话问钱正英，报纸上关于三门峡的报道“是不是真的？”钱正英对着话筒激动地说：“请向总理报告，是真的，我们把三门峡的问题基本解决了，请总理放心！”
1974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
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事故发生后，钱正英在抓改建、作反思的同时，积极组织和大力推动对河流泥沙问题的研究，使中国的泥沙研究逐步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12年，钱正英在一次讲话中，再一次提到我国在泥沙研究方面从失败到成功的典型案例：“在我国的水利水电建设中，从三门峡到三峡，是我国从盲目跟从外国到自主创新的两个典型，两个典型的核心问题是江河的泥沙问题，这是我国江河治理中的重大问题。”
刘家峡事故和“走资派”出山
在《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和《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中，都计划在黄河上游建设一批大型水利工程，以控制洪水、开发水电。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就是其中之一，是黄河上游开发规划中的第7个梯级电站，也是我国首座百万千瓦级的大型水电站。
刘家峡位于甘肃省永靖县境内祁连山脉的拉脊山，黄河与庄浪河、湟水河、大夏河、洮河的汇合处，除了奇峰对峙、千岩壁立，黄河向西流也是这里的一个奇特景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之水向东流”，可是流到刘家峡，却来了个大回转，向西流去，成为“九曲黄河”中的一曲。
1958年9月，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在苏联专家的援助下开工兴建，后因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回，并带走了所有的设计图纸，使工程无法继续进行，于1961年停工。之后国家决定，工程及设备均由我国相关单位和企业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建造，工程于1964年复工。
刘家峡工程复工不久，1966年，“文革”爆发，工程建设虽然受到很大影响，但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声中仍在继续进行。而在数千里之外的水电部机关大院，大批判的浪潮早已席卷了每个角落，部机关的正常工作完全瘫痪，钱正英作为水电系统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人们经常看到的钱正英，不是在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就是在机关大院里扫地。有时扫着扫着，跑来一个人喊：“钱正英，去，总理叫你去开防汛会”，于是钱正英放下扫帚就去开会，开完会回来又拿起扫帚接着扫地。周恩来多次与水电部军管会负责人谈“解放”钱正英的问题，并亲自向水电部造反派解释说，钱正英有错误也只是执行问题，“如果说最大的错误，那就是我们没有将几千年群众治水的经验，正确的接受，坏的批判，同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总理来负，应该受批判。”
1968年，由于懂业务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大多受到批判而“靠边站”了，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在庆祝关闸蓄水的锣鼓鞭炮声中发生了重大事故----闸门关不到底，水越流越急、越流越多，最后冲毁了导流隧洞，造成水库不能蓄水的严重后果。
刘家峡水电站发生重大事故的情况报到国务院后，周恩来深知，派不懂水利业务的军代表去刘家峡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让懂业务的领导干部前去主持事故处理工作才行，便想借此机会把被“打倒”的钱正英“解放”出来。在召开研究处理刘家峡问题的国务院专题会议前，周恩来让工作人员打电话问水电部军管会：“除军代表外，部长级是否有人抓业务？能否参加国务院会议？”因此钱正英得以参加会议。在会上，周恩来又正式提出让钱正英出来工作，前往刘家峡处理事故。当时，李先念副总理虽然也非常支持让钱正英出来工作，但对在如此混乱的局面下派她去处理刘家峡事故不无担忧，而钱正英却毅然而平静地踏上了西行的征途。
钱正英没有辜负周恩来的苦心。到刘家峡后，她立即下到工地，仔细查看事故现场，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商讨对策，并拍板决定处理办法，终于在10月14日完成了导流隧洞的修复，使水库不能蓄水的问题得到解决，保证了水电站的后续工程建设。周恩来十分感慨地说：“培养一个女部长不容易，又红又专的就更少了！”
在刘家峡，钱正英不仅处理了工程事故，还整顿了工地秩序，强调了注重工程质量和依靠工程技术人员的重要性。1969年，刘家峡第一台机组安装成功，投产发电；1974年，五台机组先后安装完毕并投入运行，刘家峡水电站全部建成。
刘家峡水电站
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后，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电力枢纽工程----高147米的大坝，如同天门紧锁在两岸悬崖峭壁之间，形成一个面积130多平方公里、蓄水57亿立方米的巨大水库，可灌溉1500多万亩农田；水电站装机总功率122．5万千瓦，年发电57亿千瓦时，强大的电流源源不断地送往甘肃、陕西、青海三省。因其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壮观的峡谷风光和山水景色，刘家峡水利工程被誉为“黄河明珠”、“高原明珠”。
不断推动中上游水土保持工作
黄河中上游的黄土高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革命的老根据地，是我国承东启西、从华北向大西北过渡的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也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和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之一，经流水长期侵蚀，逐渐形成千沟万壑、地形支离破碎的特殊景象。不但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而且大量下泄的泥沙成为黄河下游灾害的根源。
因此，钱正英高度重视并不断推动黄河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1973年，她主持召开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会议，这是“文革”期间水电部召开的一次规模较大、参加人数较多的重要的工作会议，钱正英作会议总结，确定了当时的治理水土流失重点县由100个增加到115个。此后，她又先后提出了“推行户包小流域治理”、“以开发沙棘资源作为治理黄土高原的突破口”等措施来加强黄土高原的治理工作。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农村改革的标志之一就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也就是将土地产权分为所有权和经营权，所有权仍归集体所有，经营权则由集体经济组织按户均分包给农户自主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一的弊端，使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由单纯的劳动者变成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好地发挥了劳动和土地的潜力。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一号文件颁布后，山西、内蒙古、陕西等地在水土保持工作方面创造性实行了“户包小流域治理”的措施，即依靠千家万户治理千沟万壑。1985年6月，在黄河中上游地区水土保持工作座谈会期间，钱正英听取了相关地区和科研单位的水土保持工作经验和科研成果介绍，经过考察、比较和研究，认为户包小流域治理是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在水土保持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水土保持工作的一项重大突破，它使山区广大群众真正成为小流域开发治理的主人，能促进水土保持工作的开展与深化，于是正式提出了“积极推行户包小流域治理”的黄河中上游水土保持工作思路，并对进一步巩固完善户包小流域治理责任制提出了四点要求，即狠抓承包政策的落实，坚持按能力承包，狠抓经济效益，承包的形式要因地制宜；强调“一定要使承包户通过治理看到‘近期有甜头，长远有盼头，致富有奔头’”。
1985年6月，钱正英考察黄河中上游地区小流域治理工作，与承包户农民合影。
“户包治理小流域”的推行，大大加快了水土保持治理工作的进度。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地方边治理边破坏的现象仍时有发生。钱正英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让政府水土治理的目标与群众驱穷致富的目标一致起来，即实现山上覆盖、群众增收。最终，钱正英将目光聚集在沙棘上，经过亲自深入山西基层调研和实地考察，决定以开发沙棘作为在黄土高原治理水土流失的突破口。
沙棘是一种灌木，耐寒冷、干旱和土壤瘠薄，适应黄土高原环境；分蘖蔓延快，每年可向周围扩展2米左右，通常种植四五年后，地面郁闭成林，地下根幅可达10多米，因此有很强的保水保土作用。沙棘覆盖的土地，地表径流减少80%，表土水蚀减少75%、风蚀减少85%。沙棘还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野生状态下可亩产鲜果一百公斤，果实富含各类维生素，尤以维生素C含量最高，有“维生素C之王”的称号，是加工饮料和食品的极好原料，因此又被誉为“高原圣果”。
为了迅速培育沙棘产业，加速治理黄土高原，水电部以“开发一种植物，培育一项产业，修复一片生态，富裕一方百姓”为目标，专门成立了沙棘开发管理中心，与林业部、农业部等部门和中国科学院等科研机构以及有关地区密切合作，开展沙棘的培育、科研和商品开发等工作。1985年11月16日，钱正英向中央领导呈交了《以开发沙棘资源作为加速黄土高原治理的突破口》的专题调查报告，以求得中央在沙棘开发利用工作上给予指示与支持。11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赞成加以扶助发展”。钱正英亲自担任新成立的全国沙棘开发协调小组组长，全国特别是北方地区掀起了开发利用沙棘的热潮。
“户包治理小流域”的推行和沙棘开发利用的推广，使黄河中上游地区普遍存在的陡坡开荒、毁林开荒、毁牧开荒现象得到扭转，各地纷纷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牧或退牧还草，农村经济结构开始由单一农业经营向农牧副渔多种经营转化，不少地方在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结束“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贫困历史的同时，水土保持工作也取得很大进展。
2004年8月，钱正英在黄河中上游沿岸考察沙棘种植与开发工作。
此后，钱正英始终关注和支持“户包治理小流域”和沙棘开发利用工作，即使在1988年卸任水电部部长、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后，仍十多次参加有关地区或部门召开的相关会议并讲话，不遗余力地推动这两项工作特别是沙棘开发利用的深入开展。目前，全国沙棘总面积已达3000万亩，各类沙棘产品生产企业300个，产品包括食品、保健品、药品、化妆品等数十种，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互相促进与双丰收。
黄河断流与“八七分水方案”
“八七分水方案”，是1987年钱正英任水电部部长期间主持制定的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并首次由中央政府批准实行。
解放初期，沿黄各地每年引用黄河水量约60亿至80亿立方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升到250亿至280亿立方米，三十多年增加了200亿立方米左右。而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引用水量将继续上升，上、下游用水的矛盾也必将日益尖锐。一个十分严峻的现实是，自1971年后，黄河下游河段就经常发生断流，至1986年的十六年间，有十年发生断流，累计断流130天，且有断流频率增高、天数逐年增多的趋势。同时，黄河下游河道是举世闻名的地上悬河，黄河下游多年平均来沙量为16亿吨，每年入海泥沙12亿吨左右，河道淤积约4亿吨，因而造成河床与洪水位逐年抬高，洪水威胁愈来愈大。而随着引用水量的增加，将进一步减少入海水量，从而使河道淤积日趋严重。因此，为了黄河治理和防洪的需要，必须留有一定的输沙入海水量，尽可能保持每年淤积不大于4亿吨的水平，才不致加速下游悬河“越悬越高”的恶化。
为减少上、下游之间的用水矛盾，使黄河水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并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缓解下游断流状况，水电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了制订黄河水量分配方案的设想。钱正英认为，首先要研究为维持黄河下游河道的生命，需要多少水；然后再研究如何进行黄河水资源的配置，使地处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能在一个比较合理、公平的框架内取水用水。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水权的问题，毕竟上游取水、用水多了，下游能够取到、用到的水就少了甚至没有了。
于是，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多年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首先确定了黄河当时的年均河川径流量即天然来水量为580亿立方米，维持黄河下游河道的生命即河道输沙以及生态环境等共需要用水210亿立方米，剩下全河年度可供分配水量370亿立方米。但是，1983年，沿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向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的2000年需水量竟然达到747亿立方米，超出黄河可供分配水量的一倍以上！1986年，各地按照要求进行复核和压缩后，提出的需水量仍达600亿立方米，还是大大超过黄河的可供水量。
1987年，国家计委、水电部以黄河年度可供分配水量以及沿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80年的实际用水量为基础，综合考虑了各地农业灌溉规模的扩大、工业和城市用水量的增长，根据节约用水、统筹安排以及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原则，经过与沿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有关部门的反复协商，对当时预计的南水北调工程生效前黄河可供分配耗用的370亿立方米河川径流量进行了分配（见下表），形成了“八七分水方案”。
该分配方案经国务院原则同意后，由国务院办公厅于1987年9月11日以“国办发（1987）61号”文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和水电部关于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报告的通知》，成为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各自用水规划、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和工农业生产布局的重要依据。
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是我国第一个大江大河水资源宏观分配方案，为解决十分敏感而棘手的黄河水权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当时条件下，为加强水资源管理调度、实施取水许可制度、促进节约用水以及减少西北和华北地区的用水纠纷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为十年后进一步实施黄河水量调度方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8年12月14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水利部将以“八七分水方案”为基础制定并经国务院批准的《黄河可供水量年度分配及干流水量调度方案》、《黄河水量调度管理办法》，印发各有关地区和部门，对各地用水量按断面进行控制，分别以下河沿、石嘴山、头道拐、花园口、高树和利津水文站作为进入宁夏、内蒙古、黄河中游、黄河下游、山东省和河口地区的水量控制断面；黄河干流刘家峡、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等水库以及支流故县、陆浑、东平湖等水库由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组织统一调度。这样，自1999年8月12日以来，黄河再也没有发生过断流。
1993年5月，钱正英为山西万家寨引黄工程奠基。
关注下游河道及滩区治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治黄事业快速发展，在黄河的上游和中游建起了众多的大、中型水库，削减了洪峰的流量，使下游发生大洪水以及洪水漫滩的几率都大为减小，确保了黄河60多年安澜。
而与此同时，黄河大堤内成片的、肥沃的滩地吸引了沿河群众的目光，人们开始在滩地上种植农作物。同时为了保证收成，不让河水进入滩地淹没农作物，就又在河道的主河槽两侧修建了槽堤，也叫生产堤。有了生产堤，加上几年没有发生大洪水，进入滩地的人越来越多，对滩地的开发利用也不再是仅限于种植农作物，人们在滩地上盖起了住房，甚至建起了村庄、工厂。
但是，正如黄河大堤一样，生产堤在防止河水和洪水进入滩地的同时，也阻碍了泥沙进入滩地，沉积的泥沙淤高了主河槽，使黄河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二级悬河。生产堤更大的危害是严重阻碍了洪水的泄放，遇到它管束不了的大洪水时也将严重威胁滩区内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为确保黄河行洪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对下游河道及滩区进行治理十分紧迫。但是，在3544平方公里面积的滩区内，数十年来已开发耕地375万亩，定居181万人，而这些人并没有其他的耕地和居住场所。因此，在没有足够的可开发地和居住场所的现实情况下，要把滩区内的群众迁移出来，难度之大是可以想象的。
钱正英于本世纪初开始关注黄河下游河道及滩区治理问题。当时对如何解决滩区的问题，意见分歧很大，也拿出了一些方案，有的主张全部废除生产堤，有的提出基本维持生产堤现状，也还有一些其他意见，争持不下。2004年4月，钱正英参加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召开的黄河下游河道治理方略高层研讨会，发言时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对各种方案，都要在论证具体化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与分析，否则很难取得共识，也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她以三峡工程论证为例，在三峡论证过程中也有各种意见和分歧，最后采取的办法是对各种方案进行具体比较，从中分析利弊得失和可行性，以趋利避害。二是要对不同河段滩区的不同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才有利于从实际出发，找到因地制宜和切实可行的方案。她指出，黄河下游滩区可分为四大段，即京广铁路以西，京广铁路----东坝头，东坝头----陶城铺，陶城铺----宁海，四段滩区情况差别很大。例如陶城铺以下河段，基本上是窄河，河宽都在1～3公里之间，滩地较小且分散；陶城铺以上基本是宽河，但情况也不一样，如东明段在小于3000立方米每秒流量时就会发生漫滩问题等。因此，可以选择一些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先行处理的典型河段，进行具体的调查，研究它当前和今后的实际问题和合理的解决措施。如有的河段，要尽量把群众迁出滩区；有的河段，可考虑建设蓄洪放淤区；有的河段，要改变生产方式，发展草畜业、旅游业等。首先在一个河段统一认识，有一个方案，进而通过这些典型，逐步地从全面取得统一认识，不失时机地开展工作。
2006年6月，钱正英考察黄河下游滩区与河道。
进入本世纪以来，黄河下游的来水量和输沙量均大幅下降。2012年，钱正英召集黄河水利委员会负责人和有关专家，提出黄河水、沙尤其是沙量的急剧变化，为下游河道和滩区的治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要求组织考察组进行调研，提出新的思路和方案。
2012年，钱正英又根据本世纪以来黄河下游来水量和输沙量大幅下降的情况，提出此变化为下游河道和滩区治理提供了有利条件，要求加快推进这项工作。在钱正英的指导和推动下，有关单位通过联合考察，提出了《黄河下游河道与滩区治理》考察报告，并向水利部提出了工作建议，得到水利部的支持，相关地方政府也将其纳入社会发展规划。
2017年，作为脱贫迁建试点村，山东省东平县耿山口村783户、2331人整体搬出黄河滩区，住进大堤外新建的社区楼房；自2015年至2020年，河南省已有30万人迁出黄河滩区，过上了踏踏实实的安居生活。
重新认识黄河
黄河的治理是世界性的难题，必须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对待。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黄河的治理与开发虽然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今后的治理任务还十分繁重。同时，客观情况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对黄河的认识也需要不断深化。
钱正英认为，要研究治理黄河的新思路，就需要重新认识黄河，需要研究认识三条黄河，即过去的黄河、现在的黄河和未来的黄河。
她指出，在数千年的人类历史时期，黄河的气候条件、地质条件等基本自然条件至今没有很大改变。近数十年来，治理和开发黄河的各种科学技术手段确实大大进步了，不论建坝、筑闸、疏浚、扬水，都可以大规模地进行。在黄河上完成的许多业绩，都有很高的科学技术水平，就单独的一件事、一种要求，我们都可以办到。如以小浪底为代表的控制洪水和泥沙的枢纽，以龙羊峡为代表的大型水电站，以人民胜利渠为开端的下游大规模的灌区，以及下游河道的整治工程和水土保持中的许多创举。但是，我们对黄河从整体上的认识，却存在很大的盲目性，以致一些措施互相发生矛盾，在治理开发过程中发生一些始料未及的问题，从整体上遭到自然的报复和惩罚。主要是：虽然黄河泥沙减少，但黄河的水量也有减少，特别是中小洪水显著减少，从而导致下游河道的萎缩。
钱正英说，进入21世纪，在黄河的治理开发已达到现有水平的今天，我们应当冷静下来，进一步从整体上认识黄河演变的客观规律和趋势，从而慎重决定今后的主攻方向。
她强调，研究今后的黄河，不是我们主观愿望要它怎么样，而是按照客观合理的发展，它可能是什么样，根据客观的可能条件，努力使它比较符合我们的要求。
她认为，由于来水来沙条件的变化，现在的黄河不同于过去的黄河，今后的黄河也将不同于现在的黄河。对今后黄河下游的年均水量将是多少，需要加以预测并制定必要和可行的对策。在年均水量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汛期水量的可能变化。黄河下游河道的情况并不单独决定于来沙量的减少，而是决定于水沙条件的搭配。水土保持必须大力开展，但对于实施水土保持后，入黄泥沙减少的程度以及对下游河道的影响，必须与入黄水量的变化、入黄水沙搭配的可能情况统一研究，才能对下游河道的变化作出正确预测。
她指出，近年来水土保持工作改变了思路，通过少量必要的人工措施，为大面积退耕休牧创造条件，从而利用自然力量恢复植被，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整治黄河下游河道，也要尽量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研究如何更好地运用自然的力量，因势利导，“与自然和谐共存”，使我们的人工措施做到事半功倍，而不要事倍功半，更不要无效投入，甚至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她进一步指出，总之，我们要按照黄河的特性，替它量身裁衣，打造一条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下游河道，包括河口。我们要以科技创新的精神，把对黄河的治理和开发，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钱正英出席中国工程院黄河治理主攻方向座谈会
钱正英不仅提出要重新认识黄河，而且对公认的黄河一大害----泥沙，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在一次治黄规划座谈会上，钱正英在讲话中对相关科研单位总结的黄河水沙三个特点即水少沙多、水沙异源、水量与沙量不同步表示非常赞同，同时认为还要加上一个特点，即水和沙都是发展本流域经济的宝贵资源，并对此作了进一步阐述。她说：“水少，毫无疑问，水是宝贵的资源；沙多，沙是不是宝贵的资源呢？……只要我们合理地利用和处理，流到下游的沙同样也是宝贵的财富”；“黄河以每年10亿吨的泥沙在我国的石油产区填海造陆30多平方公里，这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别看黄河对山东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它把咱们的大陆架变成了陆上油田，这可是一大功劳啊！所以对这样一种宝贵财富，我们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
还是在这个座谈会上，钱正英在讲话的最后满怀深情地说：
“最后，我表达一下个人的心情。我是治黄战线上的一个老兵，在今天的会上，有新中国成立前在战争中治黄的老战友，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黄河上共同经历了各种胜利和困难的老朋友。更加使人鼓舞的是，今天的会上还有很多年轻的新一代科技工作者，他们献身于黄河，为治黄做了大量工作，为这次会议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治黄的希望。因此，我愿借此机会，向所有的老朋友、新朋友和来自各方面的同志们表示敬意，希望共同奋斗，使黄河不危害人民，而且为人民造福。”
（钱恂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