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名城的望族名门之后
父亲给她带来的留学梦
她决心为中国梦奋斗终身
四师来了大学生
在战争和农村生活中了解中国革命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晴空万里、阳光明媚的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和盛大的阅兵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并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此同时，在北京东城区一个普通的小院落里，一位新四军老战士正深情地注视着电视机屏幕上一个个整齐、威武的受阅方阵，饱经沧桑的面庞上充满着激动与自豪的神情——9月2日，她刚刚获得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此时此刻，倾听着响彻云霄的雄壮军乐，眼望着气势磅薄的钢铁洪流，当年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艰苦卓绝的战争生活，又一幕一幕地映现在她的脑海里……
时间向前推移一年，2014年6月11日，北京会议中心，在这里召开的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举行第十届光华工程科技奖颁奖仪式，29名在工程科技及管理领域取得重要贡献和突出成绩的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分别获得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工程奖及青年奖。其中,我国工程科技界的最高荣誉之一、本届光华工程科技奖中唯一的成就奖颁发给了一位耄耋之年的水利工程专家。当她在千余名院士的注视下和掌声中，走上大会主席台，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手中接过奖牌时，她又一次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给她带来的留学梦，想起了自己从留学梦到中国梦的跨越，想起了自己违背父训投身水利建设数十年的奋斗经历……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左2）、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左4）、中国
工程院院长周济（左1）与获得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的钱正英合影。
这位当今中国唯一揽抗战胜利纪念章和光华科技奖成就奖于一身、新中国在部级领导岗位上任职时间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学历最低的传奇人物，就是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水利（水电）部原部长、华东水利学院首任院长钱正英。
在阅读正文前，让我们先通过钱正英在不同时期说的几段话来进一步认识钱正英，以便在阅读正文时，能更好地了解和理解她的崇高理想，她的坚定信念，她的不懈追求，她的坦荡胸襟，她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忠诚正直的情怀。
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今天，如果为了争取解放战争彻底胜利，而需要我的话，我毫不吝惜自己的血液。假如祖国边疆的荒原需要我的话，我毫不顾虑可以到天南地北，接受新的任务。我固定的职业，不是工程师或其他什么，而是一个革命的战士。我个人的“野心”很大，但也很简单，就是当我什么时候将我最后一滴血，贡献给人民的时候，组织上检查我的一生，能给我这样一个光荣的结论：“她是共产党的好党员，她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
----钱正英：关于青年同学就业问题----1950年在交通大学的讲话
新中国的水利事业也并不“万事如意”。在取得胜利和成绩的过程中，也经历过失败和挫折，其中重大的如：淮河1954年的水灾和1975年两座支流水库的垮坝、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泥沙淤积、华北平原的涝碱灾害。虽然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解决了这些问题，使水利工作继续大踏步地前进，但是对我们这些有关领导的教育，却是终身难忘的。从失败和挫折中，使我学到很多知识，这使我深深地感到，我所得到的知识，是人民以血汗代价换来的，这些知识不属于我个人，而应当还给人民，尽量化为成就，以补偿过去遭受的损失。
----钱正英：院士自述
我个人从过去水利工作中的各种失误中深深体会到，水利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工作，由于我们对自然规律和水利工作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虽然主观上想为人民办好事，有时却办成了坏事。因此，水利工作人员特别是水利工作的领导人，对于上级领导必须敢于说真话，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同时又必须十分重视来自下级的各种不同意见。
----钱正英：“治水无止境”序
水有二重性，水患是猛兽，水利是绿洲。我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用水培育生命的绿洲。
----石永奇、张梅珍：水，培育生命的绿洲----记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
干水利工程，用老百姓的话说，叫做“吃红脸饭”！最后检查你的，是水来检查，不是人来检查。水可是无孔不入的，是对你一点也不留情面的。所以工程要有毛病的话，非红脸不可。
----贾丹、芮原：钱正英的不懈追求
决策者要加强全面学习，提高知识、能力、道德与心理品质等各方面的素质。现结合水利决策的实际，提出以下五条努力方向。（一）为人民利益而决策；（二）有比较广泛的知识基础；（三）能团结各种人才；（四）有执著的事业精神；（五）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
----钱正英：中国水利的决策问题
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要走出个人功过是非的小圈圈，放眼人民的利益，虚心正视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总结经验教训，力求在有生之年，尽最大可能，依靠后来居上的同志们，改正和弥补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客观上，由于水利工作涉及天、地、人三者之间互动的关系，人们的主观认识与客观真理总有一些距离，很难达到“全”；但从主观上，应努力“求全”，使人民以极大代价建成的水利事业，能“功垂千秋”。
----钱正英：痛失良友----悼念徐乾清同志
我最不怕别人反对我，我最怕别人表扬我。如果工程院都不敢说真话，我们国家还有希望吗？
----石玉麟：晚年认识钱正英院士
不论从事什么行业，不论处于什么地位，都首先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人的能力与学识只有和社会国家的进步发展相连，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
----钱正英:我所认识的吴阶平
为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幸福奋斗！
----钱正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封上的题词
钱正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封上的题词
历史名城的望族名门之后
钱正英祖籍浙江嘉兴，而上海则是她出生、青年求学和投身革命之地。
有些地方，地名本身就是一种吸引，一种震撼，一种象征。上海与嘉兴----国务院分别于1986年12月和2011年1月公布的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都是这样一个所在。
上海地处东海之滨、长江入海口南岸，自古和与之接壤的嘉兴同属吴越之地。而近现代，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得潮流与风气之先，上海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发祥地和亚洲金融中心，吴越传统文化与各地移民带入的多样文化交流融合，形成了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商贾文贤齐聚，志士仁人云集，革命思潮和反帝运动风起云涌。
嘉兴位于浙江省东北部、太湖东南岸、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即杭州、嘉兴、湖州）平原腹心地带，自古以山水清远、物产丰饶、人文荟萃著称于世，历朝历代名人辈出。明清两代江浙两省共出进士2000多人，其中嘉兴就有600多人；现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1000多名院士中，嘉兴籍的有39位，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
如果说，上海与嘉兴吸引人的是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秀丽的绿色风光，那么，一则使人震撼的、改变了中国命运的红色往事又将这两座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开幕，8月3日在嘉兴闭幕----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中的一条游船上宣告诞生，它象征的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2017年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党的十九大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来到上海和嘉兴，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宣示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政治信念。
上海一大会址
嘉兴南湖红船
历史上耕读文化的熏陶、崇文重教传统的传递，使嘉兴涌现出众多的大家、望族，其中钱氏家族因钱陈群、钱应溥等人的脱颖而出，被著名历史学家潘光旦称之为嘉兴“居首之大家”和“清门硕望”。钱氏家族的兴旺始于他们的先祖吴越王钱镠。
钱镠出生于唐代末期浙江临安的一个农户家庭，因家境贫困，长大后先以贩卖私盐为生，21岁时投入军营，屡立战功。唐昭宗乾宁三年(公元896年)，因平定董昌叛唐称帝，获赐免死金牌，并封镇海和镇东节度使，统辖江浙一带。907年唐亡，朱温建后梁，封钱镠为吴越王，是为“五代十国”时期。
“五代十国”历时56年，可以说是群盗割据、民不聊生，而偏踞江浙一带的吴越国却是一番富庶繁荣的太平景象。钱镠实行了一套“保境安民”的政策----10万军队保卫边境，境内则筑海塘、治河湖、建堰闸、疏灌排，大兴水利，发展农耕，使吴越国成为那个最黑暗时期国力最强的地区，国库有10年存粮，三年不向百姓征税，仅杭州府的人口就由1.5万户增至10万余户，苏东坡谓“民至老死，不识兵革”，后人称钱镠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奠基人。钱镠有35子1女，儿子们被父亲派往江浙各州做官，使钱氏家族很快在这一地区繁衍开来。
杭州西湖畔的钱王祠
钱正英为嘉兴钱王庙所题匾额
钱镠晚年立下家训，其中《个人篇》有“能文章则称述多，蓄道德则福报厚”，《家庭篇》有“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社会篇》有“修桥路以利从行，造河船以济众渡”，《国家篇》有“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这或许是钱氏家族好读书、重教育、乐于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的核心驱动力。一千多年来，钱氏家族一直赫赫扬扬，人才涌现有如钱江之潮，宋明清三代载入史书的就有数百人。到近现代，更有执文史哲牛耳的钱玄同（浙江湖州人）、钱穆（江苏无锡人）、钱锺书（江苏无锡人），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三钱”的自然科学巨擘钱三强（浙江湖州人）、钱学森（浙江杭州人）、钱伟长（江苏无锡人），以及一大批出自江浙钱家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据说钱家在海内外当选为各类院士的杰出学者达百人，分布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
钱陈群是钱镠第二十五世孙，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士，雍正朝侍读学士，乾隆朝太子太傅，学识渊博，老成持重，与乾隆虽有君臣之别，却为交谊深厚的文学知己。钱陈群的母亲陈书为清代著名女画家，其卖画纺纱相夫教子的经历令乾隆深为感动，便在她的一本画集上题了“清芬世守”四个字，因此嘉兴钱氏故居名“清芬堂”。钱正英说：“儿时,常听父母讲起钱氏先辈们的历史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文端公钱陈群与他的母亲南楼老人陈书。”
2011年10月，钱正英携子女返祖籍嘉兴清芬堂，在钱陈群塑像前留影。
钱应溥是钱镠第二十九世孙、钱陈群五世孙，清道光己酉（1849年）拔贡，朝考甲等一名，才思敏捷，办事干练，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入值军机处，参与决策国家大计。其两个儿子钱骏祥、钱熊祥亦工经史诗文，钱骏祥曾任翰林院侍读、山西学政、嘉兴府学堂监督（嘉兴府学堂为现嘉兴第一中学前身，一中校史将钱骏祥列为首任校长）；钱熊祥则不愿做官，自己写诗作赋，是个风流自赏的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钱熊祥的儿子钱夔就是钱正英的父亲。
2008年6月15日，钱王故里临安在上海举行“吴越钱王与长三角繁荣主题报告会”,百余位钱氏后裔、专家学者从全国各地咸集黄浦江畔，追念先贤，共议发展，三位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学森、钱伟长、钱正英均发来贺信。钱正英在贺信中说：“在古代中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关系到安邦定国的大事。先祖治理吴越国就是从治理钱塘江开始的，后来又治理西湖、太湖，使江南成为鱼米之乡。在当代中国，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先祖的成就将激励当代水利人继续努力，开拓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钱正英母亲家里姓秦，是秦观的后人。
观，北宋文学家、词人，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进士，曾任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国史院编修官等职。秦观的三十一世孙叫秦敦世，清光绪乙酉（1885年）举人，甲辰会试挑取誊录，曾任国史馆校对、吏部考功司郎中、清史馆协修，文才出众。辛亥革命后，受聘于教育部，主持筹建国家历史档案馆并在馆工作20多年。秦敦世好读书，善诗词，擅文章，精书法，尤工擘窠大字，题额匾联为收藏家珍重。无锡第一名胜鼋头渚屹立于太湖之滨，景区内有一块高大、雅致的景名石刻，以黄石之古拙衬托书法之遒劲，正面镌刻“鼋头渚”三个大字，即为秦敦世于清末亲笔所书。原石刻毁于“文革”期间，1974年恢复时，找不到原落款“大浮老人”（秦敦世晚号）四个字，只好留空。直到1995年，才在钱正英的帮助下，找了“敦世”两字的手迹补上，至今修补痕迹明显。直到现在，许多导游带团来到此地，都会指着这块石刻对游客说：“这上面的‘鼋头渚’三个大字为钱正英的外公所题”。秦敦世的长女叫秦丽茗，成年后与钱夔结下秦晋之好，生育了钱正英等六个子女。
无锡太湖畔的“鼋头渚”石刻
父亲家是望族，母亲家系名门，所以，钱正英是地地道道的望族与名门之后。
父亲给她带来的留学梦
1923年7月4日，钱正英出生在上海，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幼时的她可是个“骄”、“娇”二气十足的大家小姐。她自小体质虚弱，因患过“百日咳”,常常是“咳”不停嘴。不仅如此，还谁都碰不得，一碰就哭，家人数落几句便泪水涟涟，饭桌上话不投机就放下筷子躲到房间里哭，活脱脱一个林黛玉转世。
钱正英（中）五兄妹，老六还没出生。
钱正英的祖上是一个封建色彩很浓的大家庭，然而父亲钱夔和祖父钱熊祥完全不同。钱夔是一个受过中西方现代教育、具有现代知识和观念的知识分子，当年从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即赴美国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专攻水利工程。临行前，钱熊祥对钱夔说，出钱供你留学，将来就不分你家产了。所以，钱夔学成回国后，就离开了封建大家庭，先后在上海、南京、武汉、戚墅堰、唐山等地工作，完全自食其力了。
1922年，钱夔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后，带着科技救国的理想回到祖国，第二年就有了钱正英这个女儿。很自然地，他把从美国带回来的一套理想传给了自己回国后诞生的第一个孩子，他给这个女儿取名“美端”（钱正英原名）。钱正英的出生日7月4日恰是美国的国庆节即独立日，因此，名字中的“美”有两层含义，一是美国，二是美好；“端”也有双重象征，一为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钱正英出生日尚在农历五月，刚过端午节不久），二为端正、开端。他希望、期盼女儿能实现自己从美国带回的理想，成为品行端正、中国第一个拥有工程师崇高职业和美好人生的女性。
在钱正英很小的时候，钱夔就告诉她，美国已经有了女工程师，但是中国还没有，他要钱正英将来成为中国的第一个女工程师，并且为她设计了这样一条道路：小学——中学——大学——公费赴美留学——回国当工程师。所以，钱夔带回的“留学梦”，早早就在幼小的钱正英脑海里扎下了根。自小聪慧的钱正英也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她的学习成绩都是数一数二的。读完小学二年级时，因父亲工作变动全家由上海迁到南京，钱正英经过考试，转入南京一所教会办的道胜小学就读。学校发榜时，她在三年级新生名单中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名字，经老师提醒才知道已被录取在四年级。因小学不断跳级，1933年，刚满10岁的她就进了中学，而且学习成绩依旧名列前茅。
1997年，南京第十二中学（前身为教会所办道胜小学）80周年
校庆，钱正英亲临母校祝贺，与少先队员合影。
带着科技救国的理想回国、希望女儿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工程师的钱夔，自己的工程师之路并不顺利。钱夔回国后，先在上海的铁路上工作，后到南京的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监理交通部（位于南京萨家湾，现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房屋建设，1936年才回到他的本行，前往武汉就任江汉工程局第二工程事务所主任。他的前任由于1935年汉江特大洪水堤防决口而做了替罪羊，被撤了职。因此，钱夔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战战兢兢地上任的。
当年夏天，钱夔让秦丽茗带着钱正英和弟弟从南京赶到武汉，陪伴他共度汛期。那年，13岁的钱正英刚刚初中毕业，对水利一点也不懂，这个在父亲的哀声叹气声中度过的暑假，给少年钱正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每天跟在父亲的身后去江边看水尺,就怕水位上涨，望着无情的滔滔江水，心中充满对水的畏惧和无尽的担忧。她亲眼目睹了父亲在与当地官员、包工头无休止的交涉中效率及其低下的工作，初次体味到搞工程的不易，更从父亲口中的官场腐败、包工头作弊、工程难办认识到当时社会的黑暗。她每天傍晚都在小院子里等候父亲下班，只有父亲安然走进家门，她的心才踏实。好容易挨到汛期过去,总算没有发大水, 钱正英和弟弟的暑假也将结束, 秦丽茗带着儿女返回南京。
临别的时候，秦丽茗再三要求钱夔不要再干水利了,免得全家担惊受怕，家庭经济也受不了。当时社会上一般认为干水利是个肥缺，好像很能捞钱，但是在一些不法分子那里能捞钱，到一些老实人那里像钱夔不但没有外快，而且连他的薪金都搭了进去，有时候秦丽茗只能变卖一些祖传的金银珠宝来贴补家用，这样的日子也确实难以为继。钱夔想到前任的下场，同时考虑到家庭的经济状况，于1936年底在江苏戚墅堰电厂找到一份工作，辞去了江汉工程局第二工程事务所主任的职务，回到家里过了一个团圆的春节。从此，钱夔就结束了他短暂的、不到一年的水利事业，他不但自己决心不搞水利，而且告诫钱正英，以后可以学土木搞建筑，但是这辈子也千万不要搞水利。
替父担惊受怕的日子随着1936年的夏季从日历上翻过，一去不复返。回到南京的钱正英在郁郁葱葱的梧桐树下，又找回了往日的宁静生活和那五彩斑斓的留学梦。
她决心为中国梦奋斗终身
但是好景不长。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江苏许多地方相继沦陷，钱夔先是带着全家逃难到太湖中的一个岛上，后虽在上海的租界安了家，自己却失了业，无力再供钱正英和弟弟同时读书。面对严酷的现实，这个受过西方教育、平时宣称男女平等的工程师，也不得不做出了让已在就读高中二年级的钱正英休学的决定，他向她承诺，一旦找到工作，就让她复学。这个打击对钱正英来说不啻晴天霹雳，她感到自幼的理想、梦想和对未来的憧憬一下子全破灭了，她大哭了一场，但她没有埋怨父亲，她知道他也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钱正英失学在家的一年，却成为她思想上的第一个转折点，这个思想上的转折改变了她今后的人生道路。
在钱正英苦闷、傍徨的时候，一位较早接受进步思想的表姐借给她许多进步书籍，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到苏联翻译小说《毁灭》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令钱正英耳目一新。特别是后来看到的埃得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更是打开了她原先狭小的视野。由于钱正英的少年时代主要在南京度过，而南京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在思想、教育、宣传等方面控制得很严，老师讲的、报纸上登的都是共产党“杀人如麻”、“共产共妻”。进步书籍特别是《西行漫记》，使钱正英开始认识到国民党宣传工具的谎言，开始知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英雄业绩，他们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追堵截，经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在苦难祖国大地的西北一角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抗日救国主张，让钱正英仿佛在茫茫黑暗中看到了一缕曙光，她的心里豁然开朗起来，开始跳出个人的小圈子看世界，明白了只有求得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解放，个人才有出路的道理。钱正英后来说，当一个人处于逆境的时候，是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新思想的，因为环境迫使你去思索，去探寻真理的道路。
青年学生时期的钱正英
1938年，钱夔终于在河北唐山开滦煤矿谋求到一份职业，于是为了全家的生计只身离沪北上，同时他也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让钱正英的高中学业得以恢复。一年后，钱正英高中毕业，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
进入大学的钱正英，“成为中国第一个女工程师”的梦想又逐渐强烈起来，在大学里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学习成绩。然而，此时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以及国内各类矛盾尖锐的时期，民族的存亡、贫富的差距、男女的不平等时时冲击着她科学救国的理想。当时，大学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十分活跃，党组织开始注意到这个学习成绩突出且不满现实社会、思想倾向进步的女青年，有意识地让一些进步学生与钱正英交朋友，邀请她参加读书小组，秘密地阅读《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论持久战》等书籍，讨论抗日战争的形势。一段时间后，钱正英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今后是当工程师呢，还是献身革命? 两种思想、两条道路在钱正英的头脑中激烈地斗争着。
钱正英逐渐懂得，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个人的前途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然而，干革命也非易事，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谈论革命道理是容易的，而真正要投身革命斗争则是要作出牺牲的，从小憧憬的工程师的理想要放弃了，还要随时冒坐牢和杀头的危险。
在党组织的教育感召下，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钱正英下定决心，以革命的大理想代替个人的小理想，告别多年的梦想，舍弃固有的爱好，最终选择了“革命”----这个令她的家族和家庭都瞠目结舌的道路。1941年9月，刚满18岁、正念大学三年级的钱正英被正式批准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自家的小阁楼上挂上了鲜红的党旗，秘密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
入党后，钱正英先后任大同大学群众团体党团成员、工学院分党支部书记，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广大学生积极开展各种进步活动。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却始终还留存着一分对“工程师”的难以割舍的情感和遗憾，她的名字仍一直保持在全校“优绩生”的名单上。故而，在她的入党申请书上，她写下的第一句话便是：“我生不逢时……出于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才选择了革命”。
“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是钱正英向党作出的庄严承诺，也从此成为钱正英一生的执着追求。
2002年7月19日，钱正英在接受河海大学师生采访时,当被问到她的人生转折时，用极其坚定的口吻说：“我最大的转折就是参加革命……这改变了我的性格，也改变了我的一生”。
2002年7月19日，钱正英在全国政协会见厅接受河海大学师生采访。
四师来了大学生
就在钱正英入党后不久，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美、英等国正式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了上海租界，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为避免党组织遭到破坏，保存革命力量，1942年10月，上级党组织决定，将包括钱正英在内的五名大学生党员撤退到解放区去。已读到大学四年级、快要大学毕业的钱正英，不得不中断了大学生活，彻底告别“拍一张穿黑披风、戴方形帽的‘学士’照”和当“女工程师”的梦想，踏上了奔赴淮北解放区的路程。途中，为应付敌人的盘查，钱正英和其中的一位男同学装扮成表兄妹，这位男同学就是她后来的终身伴侣黄辛白（原名黄曰騋）。
是年冬天，他们克服千难万险，终于平安地通过道道封锁线，辗转到达地处苏皖交界的淮北解放区。脱离日军占领下的上海，进入自己的解放区，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于这些大学生地下党员，是那样的兴奋和新奇，他们可以说是一路唱着跳着去向解放区的领导报到的。更加兴奋激动的是，他们很快就领到了崭新的新四军军装，一个个迫不及待地脱下旗袍、大衣、皮鞋、洋袜，穿上了新军装，互相帮着戴正军帽，比划着齐步走，学着行军礼。
淮北解放区是新四军第四师的驻地，师部驻扎在位于洪泽湖西的一个乡村小集镇----安徽省泗县半城镇（现属江苏省泗洪县），当时的主要领导有师长彭雪枫，政委兼淮北苏皖边区党委书记邓子恢，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吴芝圃，淮北苏皖边区行署主任刘瑞龙等。报到的时候，坦诚的钱正英向领导们汇报了自己的思想和遗憾，彭雪枫安慰钱正英说，将来我们淮北解放区也要搞建设，要建一个大礼堂，一定找你设计，你还是有机会当工程师的。然而令钱正英怎么也没有想到也更为遗憾的是，两年后彭雪枫在战场上壮烈牺牲，钱正英为他设计了墓地。
雪枫墓园
彭雪枫墓
半个多世纪后的2008年11月1日，钱正英专程来到自己亲手设计并参与修建的彭雪枫墓园，凭吊了这位她所敬重的、能理解她的老首长。
钱正英进入解放区时，正值党中央号召全党进行整风，即整顿学风中的教条主义、党风中的宗派主义和文风中的“党八股”。四师政治部印发了有关整风的22个文件，由于还没有分配工作，大家就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文件来，因为在地下党时，学习党的文件和相关的政治理论是非常困难的。
为了避免影响仍在敌占区的亲友，五名大学生决定改名，大家商量以“正”字排行，第二个字要体现自己最需要改正的主要缺点。“正”与“整”谐音，既表示参加了整风学习，又表示通过整风改正缺点的决心。商定后，钱正英第一个报名，她说，我的缺点最明显，个人英雄主义，因此改名为“钱正英”，于是这个名字伴其一生。接着一位姓马的同学说自己缺乏自信，改名“马正信”。其他同志还在想自己的主要缺点时，有人提出，如果五个人都这么排行，可能会给人以小宗派、小团体的误解，还是另起名字吧。于是黄曰騋就用了他原来用过的一个别名“黄辛白”，另两个人也分别为自己改了名。从此，这五名过去的同学，今日的战友，成为了终身的、最好的朋友。
五名一道撤退到解放区的大学生党员，成为终身的同志和朋友。右二为钱正英，右一为黄辛白。
新中国成立后，当年一道撤退到解放区的五名大学生党员中，除钱正英、黄辛白夫妇外，还有一位也在北京工作，并常到钱正英家串门。她对钱正英的子女说，我和你们爸妈虽是好朋友，但性格完全不同，而各自的性格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人的成长道路。她举例说，初到解放区，上级安排他们边学习整风文件，边学习英雄事迹。每学一位英雄，我都会说：“我可做不到”；黄辛白则要问一句：“这是真的吗？”而钱正英却总是豪情满怀：“我也能做到！”
当时的淮北解放区贫困偏僻，缺少外来的知识分子，部队干部战士和乡亲们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因此钱正英等五名大学生在四师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政委邓子恢不仅亲自给他们作报告，还请他们吃饭。而很快就安定下来的大学生们，在庆幸能逃脱敌人的魔掌、置身于解放区的温暖怀抱的同时，对领导和同志们的种种厚待也感到心安理得。他们仿照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调，唱着自编的歌词：“……遇到了一位好师长，请我们吃肉汤，拿我们把客当。不用悲，不用伤，人生好比上战场……”，处处表现出一种轻松、愉快甚至有点得意的心情。直到在一个露天晚会上，他们受到了坐在身边的几位老战士的不客气的教训。老战士也是上海人，以非常直率的口气告诫新来的大学生们：“不要以为你们这些‘洋包子’有什么了不起，其实你们什么也不懂！我们都是过来人，看到你们那种自高自大的神气，使人感到好笑，赶快清醒清醒吧！”
老战士的话给了他们当头一棒，而紧接着到来的艰苦生活和战争考验，使他们很快清醒过来。
在战争和农村生活中了解中国革命
钱正英等五名大学生刚到根据地不久，就遇上了日军称之为“铁壁合围”的长达33天的大扫荡,这是淮北解放区经受的时间最长、最严酷的一次日军扫荡。师领导决定，为确保大学生安全，暂不分配工作，将他们编为一个班，随师政治部机关行动，迅速渡过洪泽湖，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入新四军第二师的驻地淮南解放区。
于是，五名新四军新战士白天在村子里隐蔽，或穿梭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打仗，夜晚在泥泞的田埂上行军。尽管这个班享受到不用扛枪的特殊照顾，只要求背上自己的背包和书包，脖子上挂着自己的干粮袋，腰间别两颗手榴弹，但大学生们还是感到吃不消了。有一天晚上，月黑风大，在田埂上急行军的五个人一共跌了十个跟头，而钱正英一个人就摔了五跤，她越摔腿越软，越摔心越急，只恨自己不争气！
这时候的钱正英情不自禁地想起家来，在这样寒冷的夜里，家里该是多么温暖舒适啊！她不禁在心里问己：像我这样的人能在这里坚持下去吗？但她很快就自问自答：能，一定能！钱正英咬紧牙关，不断在心里默念着“坚持！坚持！再坚持……”就这样，她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度过了战争的第一关。不仅如此，在这样艰险的环境中，钱正英仍坚持学习，对照思想，做心得笔记，她的学习笔记是做的最好的，为此还差点被调去担任师政委邓子恢的秘书。
1943年初，反扫荡胜利后，四师重新回到半城镇。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来看望和慰问大学生，与大学生们亲切交谈，并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是农民问题，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的革命者，一定要了解中国的农村，一定要了解中国的农民；作为在城市生活的大学生、非工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一定要下到农村去，向农民学习，要学习做农村工作和农民工作，要自觉补好这一课。吴芝圃与大学生的谈话，给钱正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到半城镇后，师部先让大学生们暂时到区党委和师的各直属机关担任文化教员。担任文化教员期间，钱正英第一次认识并和战士们交上了朋友。他们中有见多识广的老炊事员，有身强力壮的警卫员，有聪明活泼的小勤务员，他们是战士，是经受过党的教育武装起来的农民。钱正英一方面教他们学文化，一方面向他们学习农村知识和战争知识。“在短短一个月的工作中，我得到的远超过我传授的。这可算是我在‘中国农村大学’的第一课”，钱正英在接受采访时深有感慨地说。
1943年春节刚过，钱正英被正式分配到地处淮北解放区边缘地带的泗五灵凤县（安徽省泗县、五河、灵璧、凤阳四个县交会接壤的地区，当时淮北苏皖边区在此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中学浍南分校任教员兼党支部书记。上级交代的任务是，以办学的方式争取当地的农村青少年和知识青年，使他们不致外流到淮河以南的日寇占领区和津浦铁路以西的国民党军占领区，并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创建党组织。
浍南分校是个刚建立的新校，钱正英到任后，首先是到四乡去动员农村青少年入校学习。一亮学历，“上海大学生”，大家都很信服，认为“字码子深”，于是纷纷报名，到开学时已有50多名学生。学校教员少，教学条件很差，一个教员要同时上好几门课，教材都是由教员现编现用，有的课教员也得现学现教。钱正英不仅负责全校的教学安排，还承担语文、物理、英语等课的教学，还要管如何搞饭吃。当时正值春荒，粮食柴草紧张，有时饭吃完了，学生们仍围着锅台叫没吃饱。面对种种困难，钱正英都坚持了下来。
钱正英在担负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定期对学生的思想品德、组织纪律等表现进行讲评。她经常深入到学生中间，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了解和掌握学生思想状况，先后发展了10多名优秀学生入党，还组织学生排演进步文艺节目到四周乡村演出，学校的党组织活动和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异常活跃，在淮北解放区建立的四所学校中成绩最为突出。
2011年，钱正英重回这所离别了67年、已更名为五河县弥陀寺初级中学的学校，为学校题写了校名。
88岁的钱正英受到学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由于地处边缘地带，环境动荡，随时可能遭遇敌人突袭，在浍南分校，自上任始，钱正英就脱下了军装，穿上了当地农村妇女的服装，经组织安排，寄宿在政治可靠的农民胡大嫂家里。胡大嫂的丈夫在外地做工，女儿胡汉文10多岁，儿子胡汉群还不到10岁，姐弟俩都把钱正英叫作正英大姐，很快就成了好朋友。钱正英的到来还吸引了邻舍的年轻妇女，每天晚上，钱正英一边与她们一起绣枕头、纳鞋底，一边教她们识字、唱歌，她们也给钱正英讲当地的风俗和传说，教钱正英唱民谣。胡大嫂还嫌钱正英从半城镇穿来的衣裳太“土”了，给她缝制了淮河沿岸较“时髦”的棉袄棉裤。
一个大雪夜，钱正英从六、七里外的天井乡开完会步行赶回，由于积雪太厚，半路上掉了一只鞋子。当她回到胡家时，那只光着的脚已经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当夜，胡大嫂和胡汉文一直把钱正英的脚抱在自己怀里，用温热的体温为她暖脚，方使她免于致残。
钱正英在胡大嫂家住了近一年，这期间，还经常在胡家召开党支部会议，每当此时，胡汉文姐弟就为他们站岗望风。为了掩护钱正英，胡家人担了不少风险。新中国成立后，钱正英曾多次打听胡家的下落，直至1974年，终于取得了联系。从此，钱正英以及家人一直与胡家人保持着来往，钱正英常说：“不能忘了人家”。
在学习、工作和斗争实践中，钱正英不仅了解了中国革命，了解了农村和农民，而且逐步学会和形成了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以包容团结为原则的工作方法，并力戒浮夸和形式主义等不良作风，较快地完成了由城市大学生向合格的革命战士的转变。在日后回顾这一时期的经历时，钱正英说，在部队和农村的生活与工作，使自己的思想和性格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去除了身上从小就有的“骄”、“娇”二气，与战友、老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性格也变得坚毅、开朗，深感终身受益。
她在一篇自传文章中写道：
“全国解放后，虽然脱下了军装，但是，在各个层次的岗位上，我深深地感到，我的能力来源于两个阶段的教育：一是大学教育，一是新四军女兵所受的教育。在当新四军女兵这个阶段，我有了坚定的革命人生观，理论和实践结合的思想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以及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这都是我在大学中未学到的。
新四军女兵，是我人生的重要一课。”
2014年10月，钱正英接受《铁军》杂志记者采访后，欣然写下：“我是一个新四军女兵”。
（钱恂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