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夏天,21岁的张謇应原通州知州孙云锦之邀,赴淮安查勘渔滨河积讼案。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接触水利。
孙云锦,字海岑,安徽桐城人,先后任职于通州、淮安、江宁、开封。在委署通州知州期间,孙云锦为少年书生张謇平反冒籍应试案,并由此与张謇接下师生情缘,张謇称其为“海师”。其后,孙云锦调任淮安、江宁、开封等地,均携张謇同往,他引导张謇不局限于八股文章,而是带着一起处理实务——从查勘渔滨河的积讼,到审核工程预算,必让张謇全程参与。渔滨河是一条因淤塞而纠纷不断的小河,两岸百姓为争水、争地常年诉讼不休。张謇随孙云锦沿河勘察,亲眼看到河道淤塞、农田荒废、百姓困苦的景象,他在《啬翁自订年谱》中写道:“甲戌年五月,随孙先生勘淮安渔滨河积诉案,因得冯氏、丁氏说淮河利病书。”
淮安考察期间,张謇创作了《从孙观察公奉差淮安纪行十六首》纪行组诗,其中两首写道:“湖田处处鸭阑遮,一片菱花间藕花。养得鸭肥菱藕足,一年生计抵桑麻。”“宣房岁岁志河渠,顺水应知一事无。识得禹功兼贾策,船山不是一经儒。”水面养鸭、种植菱藕是水乡百姓的生计所在,而水患一来,这一切都将化为乌有。诗中既流露出对水乡田园风光的欣赏,更寄托了对百姓生计的深切忧虑,强调通过实践获得对万事万物规律的认识,体现了他对实学的推崇。
这也正是得益于孙云锦的“实务教育”,让张謇明白学问不能仅限于八股制艺和经史古文,实际事务中有更多深奥的道理需要钻研。这次经历在他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为根除水患,应查清灾情、水势,标本兼治,以治本为主。回程后,张謇开始大量搜集水利典籍,“每见市有治河治淮诸书,即购置之,加意讨论,以求导淮之策”。冯道立所著《淮扬水利图说》、丁显所著《请复淮水故道图说》、潘季驯著《河防一览》、靳辅著《治河方略》等等,这些古籍让他进一步了解了淮河的历史和现状,增强了治水的决心。
孙云锦对张謇的影响远不止于一桩积讼案,晚清时期的江淮地区,社会动荡不安,太平天国战争刚刚结束十余年,民生凋敝,水利失修。孙云锦作为一位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官员,深知水利与民生、与社会稳定的密切关系。他带着张謇处理积讼案,表面上解决的是百姓争水的纠纷,实际上揭示的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河道淤塞导致水利失修,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张謇从中学到的,不仅是水利技术知识,更是一种将水利与社会治理结合起来的思维方式,这种“治水即治政”的理念,贯穿了张謇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水利实践,也成为他后来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时强调“道德思想”与“学理技术”并重的思想源头。在孙云锦身边,张謇完成了从科举书生到经世实干家的初步转变,这种转变为他日后在实业、教育、水利等多领域的开拓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887年春天,黄河流域雨水比往年多,8月14日,黄河在郑州下汛十堡决口南泛,决口宽达200余丈,洪水横溢,15个州县受灾,灾民约180万人,这次决口是清代最大的一次堵口事件。34岁的张謇应开封知府孙云锦之邀,赴郑州助其治黄救灾,他目睹了那惨烈的一幕,“漂没村庄、镇集以二三千计”“溺死之人,蔽空四下,若凫鸥之出没”。张謇与孙云锦的儿子孙东甫冒险乘船,调查水情,办理济赈,他走遍了决口上上下下的每一处角落。在考察中他发现,决口处“堤上无土无料……至三柳寨而西,则堤内一片汪洋矣”,灾民的惨状与官府的颟顸无能形成鲜明对比,治河款项被层层克扣,抢险工作无法及时开展,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让张謇痛心疾首。
张謇半个月内五次向河南巡抚倪文蔚致函,系统阐述自己的治黄思想,他提出“塞为目前计,疏为久远计,而亦即为目前计”,主张堵塞并举、分流入海。9月,张謇更奉倪文蔚委托,主持河工计划,拟具《疏塞大纲》。为此他查考大量史书及治水要籍,结合实地考察,提出了疏塞并举、“归正道”“切滩取直”“效泰西挖泥之法”、 上下游协同治理、以工代赈救济灾民的大胆主张,首次较为系统阐明了他兴修水利的思想。然而张謇的建议始终未被采纳,钦差督办河工大臣李鸿藻说“我只负担堵塞决口之责”,对张謇的意见不以为然。张謇欲干不能,只得辞别孙云锦,返回原籍,这次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治水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制度问题。
张謇回籍途中,经过徐州、淮阴、淮安,眼见黄河之水漫无归宿,淮河流域各县均受其害。于是便在淮安住了10多天,详细调查了解淮河的变迁史。他发现原来黄河和淮河各自出海,元朝末年黄河夺淮,连泗州城全被淹成洪泽湖。1856年,黄河从铜瓦厢决口改道北迁,又回到山东出海,可是,黄河给淮河留下严重后患,夺淮之时清流变成浊流,退出之后沉积大量泥沙,淮河的流速、流量大大降低,不能推动淤泥,致使海口堵塞,出水困难,经常造成水灾,两岸百姓因而陷入困境,年年扶老携幼,渡江逃荒。
此后五十余年,从淮安到郑州,从通州到南京,从纸上规划到江河工地——直至1926年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份初心从未改变。从渔滨河畔埋下的那颗种子,在黄河决口的惊涛中萌芽,在淮河两岸的哀鸿中生长,最终长成了中国近代水利事业的一棵参天大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