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认于地下党
相知在战争中
相托终生共甘苦
相依偕老情无绝
她让子女做普通人
子女心目中的母亲
“来世”还做一家人
相认于地下党
钱正英叫黄辛白“黄”，黄辛白叫钱正英“钱”，这是他们在上海地下党时的相互称呼，却一直保留到白头偕老。说起来，他们从相识、相认到成为夫妇，还起因于党组织的安排。
1941年秋，钱正英在上海大同大学土木系读三年级时入党，同时也是全校性学生组织“女同学联谊会”的负责人之一。黄辛白1939年在光华大学附属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加入了党组织，毕业后按照组织的安排，放弃了报考因抗战爆发内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的志愿，留在上海进入大同大学电机系学习，并成为另一个全校性学生组织“课余参观团”的负责人之一。他们是在学生团体之间的交往中认识的，但当时互相并不知道对方是党员、是同志。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大同大学
如果说有“一见倾心”的话，钱正英记了一辈子的对黄辛白最早的好印象是，有一天放学时，黄辛白在学校一幢教学大楼的台阶下，钱正英在台阶上，互相打招呼，黄辛白笑得那么灿烂，使钱正英心里动了一下。钱正英从来没有和黄辛白提起过这件事，因此至今也不知道他当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令黄辛白对钱正英印象较深的是另一件事，因为他常常和儿女们说起：有一天，黄辛白骑着自行车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钱正英骑了一辆很高的男式自行车，从后面赶上来并超过他，然后兴高采烈地回过头，挥手叫他：“黄曰騋（黄辛白原名）!”黄辛白总是向孩子们这样形容钱正英:“腿短，只够得上踩半圈，还单手脱把！”钱正英也记得这件事，那是因为那时黄辛白有自行车，钱正英没有，那天向一个男同学借了自行车去为班里办事，所以遇到他时，向他“神气”了一下。但那时两人除了互相有些好感外，还不会有其他更多的想法。
钱正英和黄辛白在党内“相认”，完全是组织的安排。当时，黄辛白也算是个“老党员”了，但有点骄傲，又爱较真，常和领导他的邱同志发生争论。一次，两人谈话时再次发生争执，黄辛白认为邱同志说话中有错误，而邱同志始终认为自己说的不错，越争越激烈，两人闹翻了。在地下党时，都是单线领导，领导同志就是党组织的代表，需要对被领导者有绝对的威信，显然，邱同志不可能再领导黄辛白了，组织上决定由领导钱正英的甘同志领导黄辛白。甘同志向钱正英介绍了黄辛白的情况以及与邱同志争执闹翻的经过，说黄辛白虽然骄傲，但佩服和尊重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因此决定把黄辛白和钱正英编为一个组，希望钱正英能与他一起做黄辛白的工作。结果确如甘同志所说，黄辛白与钱正英编成一个组后，两人关系很融洽，黄辛白工作很积极。
后来，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党的地下组织执行“长期隐蔽，保存力量”方针的要求，上海地下党组织主动停止了各大学学生团体的活动，党员原则上只在班内活动，并在大同大学总支部下，成立了各学院分支部，钱正英任工学院分支部书记，没有支委，黄辛白由钱正英单线联系。
1942年10月，大同大学一名党的外围群众组织成员受组织之托，到药房去为新四军买药品，由于没有经验，一开药单就被敌人盯上，被捕了，接着又有几名同学相继被捕，这对校内的党组织和党员造成了严重威胁。上级党组织决定，将钱正英、黄辛白等五名大学生党员紧急撤退到淮北解放区，由一位姓褚的地下党交通员负责带路。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在去解放区的路上，六个人分为三组：钱正英、黄辛白与褚同志三个人一组，黄辛白的身份是黄家油坊少东家，钱正英扮成黄辛白的表妹，褚同志扮为油坊的伙计；两名本来就是情侣的学生为一组，扮为夫妻；另一名学生单独一组，三组人装作互相不认识。临行时，褚同志笑着对钱正英说，本来想叫你们也扮成夫妻的，怕你扮不像，还是扮成表兄妹吧。
那时，黄辛白21岁，钱正英19岁。
从此，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火中，钱正英和黄辛白共同经历了整风学习中的改造思想、农村生活的艰苦锻炼和战争的严酷考验。而从离开上海的那一天起，钱正英与黄辛白之间就好像有了更亲近的感觉。
离开上海的那一天起，钱正英与黄辛白之间就好像有了更亲近的感觉
相知在战争中
那天，当组织上通知钱正英当晚离开上海时，她回家只偷偷告诉了大姐，大姐带她到银行取了点钱，什么衣物也没拿，就去了黄辛白家，在黄家吃了晚饭。那天恰巧是黄辛白的生日，两人一起吃了鸡汤面。黄辛白的母亲以为两人关系已不同一般，拿了自己的一件有口袋的长袖内衣为钱正英穿上，让钱正英把钱放在口袋里，然后把袋口缝好，一边缝一边叮嘱他们要互相照顾。
到解放区后，在反扫荡的那段日子里，钱正英与黄辛白两人天天在一起，互相就更加熟悉了。1943年，在泗五灵凤县中学，黄辛白在总校，钱正英在浍南分校，虽不在一起，但经常通信。当时另外有一位女同志追求黄辛白，被他拒绝了。那年寒假，他们集合在总校总结工作，一天黄辛白来到钱正英住处，提出确定两人恋爱关系的要求，钱正英同意了。钱正英至今还记得那天晚上，黄辛白得意洋洋地吹着口哨离开她住处的情景。
那时的钱正英和黄辛白都很年轻单纯，虽然决定要谈恋爱，却不知道从何谈起。两人商量后，决定先互相介绍家庭背景和过去的经历。每天傍晚，他们相约坐在打麦场的草堆前，一本正经地“谈”恋爱。1944年暑假，他们一起来到师部附近淮河岸边的小柳巷村，参加区党委办的中学教师整风学习班。学习结束时，区党委决定把钱正英留下，调淮北行政公署建设处任水利科长，他们依依不舍地在淮河边告别。
1945年抗战胜利后，钱正英被调到淮阴任苏皖边区政府水利局工程科科长。当1946年内战风云初起时，眼看两人的工作地点越离越远，钱正英给黄辛白写了一封信，认为两人虽然确定了恋爱关系，但感情基础并不深，建议停止恋爱关系，双方无牵无挂地投入到战争中去。还没等到黄辛白的回信，两地间的交通联系就中断了。以后钱正英随部队撤退到山东，先在华东军区兵站部任交通科副科长，后随华东野战军任前方工程处处长，为部队修路架桥，经历了孟良崮、南麻、临朐等战役。1947年底调山东解放区黄河河务局任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回归水利工作。在军队工作时，虽然行动频繁，生活艰苦，但由于我军掌握主动，基本上有惊无险。
世纪之交，钱正英带黄辛白重返自己战斗过的孟良崮
黄辛白的情况和钱正英完全不同。解放战争开始时，他还在泗五灵凤县中学任教务主任。由于地委领导的失误，导致淮北解放区全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损失惨重。学校的教职员工随军撤到运河东岸后，黄辛白被分配到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任政治部秘书。后历经种种艰难困苦，部队重新打回淮北，逐步恢复并扩大了解放区，黄辛白调任江淮区党委联络科副科长，做敌军工作，并几次去上海为我军采购电台和药品，有一次被国民党特务发现，在家人的掩护下紧急转移，才摆脱了追捕。1949年2月以后，黄辛白历任华东大学皖北分校教务主任、青年团皖北工委学生部部长等职，由于工作出色，被皖北直属机关党委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1949年春，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3月24日至4月3日在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召开，钱正英作为山东省的妇女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受组织委派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给青年学生作了报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结束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着于4月11日至18日在北平召开，黄辛白作为安徽省的青年代表参加了大会，从而得知了钱正英的情况。黄辛白随即写信给钱正英，叙述了他在解放战争初期接到钱正英信以后的情况，并在信的最后说：“当初我在几十人中选择了你，今天我在千百人中选择了你。”钱正英看到黄辛白的来信后，非常感动，觉得经过时间的考验，证明双方互相都不能忘怀。
1950年1月，钱正英前往开封，参加黄河水利委员会于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治黄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她从开封乘火车经徐州、蚌埠赶往合肥，到合肥时已是深夜，天上飘着鹅毛大雪，火车站台上空无一人。钱正英带着警卫员，顶着大雪找到皖北区妇联，通过担任妇联主任的老战友与黄辛白取得了联系。黄辛白兴冲冲地赶到妇联，两位意中人时隔五年终于相会。黄辛白给钱正英看时任青年团皖北区委书记的另一位老战友写给他的字条：“茫茫大雪中，钱来了，你快去吧！”
战友们都为他们的重逢而高兴！
相托终生共甘苦
1950年春，钱正英被调到新成立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任副部长，重回上海。不久，黄辛白也从青年团皖北区委调到上海，任青年团华东工委统战部部长。这本是组织的照顾，但谁也没有想到，当年夏季，淮河发生严重水灾，政务院决定在蚌埠成立治淮委员会，统筹豫、皖、苏三省的治淮工作，任命钱正英兼任淮委工程部副部长，并要求立即赴蚌上任。这样，黄辛白刚从安徽调到上海，钱正英却又从上海调往安徽了。
1951年秋，在治淮第一期工程胜利完工并安度汛期后，经组织批准，钱正英与黄辛白在上海结婚。从1943年确定恋爱关系到1951年结婚，整整经历了八年。黄辛白经常向儿女们谈起这段历史，小女儿笑着说：“八年了，抗战都胜利了，你们也该结婚了！”
那个年代的结婚仪式是非常简单的。钱正英于9月7日早晨坐火车从蚌埠到达上海，黄辛白把她带去看他在华东团工委的宿舍，也就是“新房”。那是一间朝南的房间，床上一条蓝色绸面的棉被，是黄辛白母亲亲手缝制送来的。两人商量上街去购买一些生活用品，在街上想来想去也没什么需要买的，最后买了两把牙刷和两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是那个年代青年的偶像，他们签名互赠，作为结婚纪念。晚上在钱正英的大姐家里一起吃了饭，然后去参加华东团工委为他们组织的一个小型茶话会，同事们表示祝贺，新人表示感谢并分发了糖果，仪式就告结束。但是，钱正英和黄辛白回到“新房”后，还是认真回顾了两人感情成长的历史，并互表了坚贞不二的忠诚。
钱正英与黄辛白结婚照
婚后没几天，钱正英就赶回蚌埠，他们的共同生活，是在来往频繁的信件上体现的。不久，黄辛白从华东团工委调上海交通大学任副教务长，从此，两人都确定了在新中国建设中各自的终生职业。对此，钱正英说，我在大学读的专业是土木工程，水利属于土木的范畴；黄辛白在大学读的专业是电机工程，并不是教育，而当年在淮北解放区的上海大学生都曾分配到学校教书，其中不少还是教育专业毕业的，但解放后终生从事教育工作的，好像只有他一个人，现在想起来，大概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黄辛白的家乡在江苏嘉定（1958年划归上海），他的家族有办教育的传统。他的伯祖父黄文惠以“为普通老百姓办学”为宗旨，于1901年创办了“普通小学”，历经一百多年现已成为嘉定的一所名校；他的父亲黄允之与本家、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于1917年共同创办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并于1919年亲任普通小学校长。因此，黄辛白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是有其渊源的。
1952年至1953年，钱正英和黄辛白先后调到水利部和高教部，才在北京实现了夫妻团聚，建立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家。
“文革”前，黄辛白的工作比较顺利，调到高教部后先后任工业司副司长、司长、副部长，而钱正英在工作中却不断遭遇挫折。1952年生第一个孩子时，因淮河中游遭遇洪涝灾害受到责难并作了检讨；1954年生第二个孩子时，因负责修建的润河集进湖闸在淮河百年一遇的大水中被冲毁而向国务院自请处分；1960年生第三个孩子时，因黄河三门峡水库蓄水后严重淤积、冀鲁豫平原又发生严重涝碱灾害而疲于奔命。钱正英自嘲道，生一个孩子检讨一次，不能再生了！但回到家里，还是能得到黄辛白的理解和宽慰，体会到家的温暖。
而“文革”中，黄辛白受到的冲击远比钱正英大。北京市委被打倒后，高教部在国务院各部委中已首当其冲地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一天在家里，黄辛白忧心忡忡地对钱正英说：“这次运动，来势这么猛，最后结局如何，很难预料。”钱正英知道他的意思，立刻表态：“不管外边的大字报怎么样，我们互相都很清楚，我们是革命的。”1968年，因刘家峡水电站在建设中发生重大事故，周恩来点名要钱正英前往处理，使钱正英成为第一批被“解放”的部级领导干部，重新出来工作；1970年夏，国务院一些部委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钱正英先后任水电部革委会副主任、副部长。而黄辛白直到1979年才复职教育部副部长，13年间经历了被批斗、蹲牛棚、干校劳动改造等一系列的磨难，期间虽也曾短时间担任过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但由于北京大学在“文革”中的特殊地位，他这个主抓教学的副主任很不好当，精神上的负担一直很重。有一天，他对钱正英说，开党委会时，一位教师谈到，学生的文化水平太低，很难制订教学计划，并举例说：“一个学生竟在1/2+1/3算式的等号后写上2/5”，而一个学校负责人却插话说：“对啊，不就是2/5吗？”他叹口气道：“你说，我这工作怎么做？”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周荣鑫任教育部部长，黄辛白受教育部委托，率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去欧美国家考察，这是“文革”期间高等教育界极为罕见的一次高级别的出访。可是，当他们怀着美好的憧憬和极大的抱负回国时，国内已经开始“批邓”，而北京大学等待他的，是铺天盖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就这样，他再一次受到批判。
“文革”结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钱正英和黄辛白真正过上了一段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又心情舒畅的好日子，分别在水电部、水利部部长和教育部副部长岗位上，为水利水电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相依偕老情无绝
1988年，钱正英和黄辛白同时从水电部和教育部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又同时进入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会，钱正英当选为副主席，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这是党和国家对她46年革命生涯、36年部长经历的高度认可与充分肯定；黄辛白当选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1998年，黄辛白卸任全国政协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2003年，钱正英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8年，钱正英与黄辛白同时从水电部和教育部的领导岗位上
退下来，又同时进入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会。这是两人参会前合影。
两个人都不上班了，但钱正英因仍在中国工程院承担一些研究咨询项目，所以还每天都在书房里忙碌着。黄辛白有时向亲友们半抱怨半表扬地说：“她每天都坐在计算机前，也不知忙些什么？”尽管有点抱怨，但他仍尽力支持她继续工作，并不止一次自豪地说：“都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必定有一个女人；其实，一个成功的女人后面，也同样需要一个男人。”
钱正英说，当年去解放区时，组织上要我们俩扮成表兄妹，结果长期以来我们在生活上一直就是这样的关系。当时五个人中，我比他们四个人小两岁，加上家里娇生惯养，生活能力远不如他们，行军中经常丢三落四，他一直留意照顾我。记得在1944年夏，我们一起参加区党委办的整风学习班后，我被留下来调到淮北行署工作，直到临近冬季才抽空回学校拿取衣物，他已早早地请当地大嫂为我缝制了一件新棉袄，令我十分惊喜。后来一直到两个人的年龄都这么大了，他还老是对我不放心。每次出差，他都要叮嘱我及随行人员：“到了地方不要忘了打电话回来，报个平安。”我的衣料、手表、眼镜架，等等，都是他精心选购的。在家里，我的生活用品都由他包揽，眼镜坏了，手表没电了，闹钟坏了，圆珠笔的笔芯用完了……都交给他。
钱正英和黄辛白退下来后，日常生活通常是这样的：早晨起来，一起做早餐，一般是钱正英调制麦片粥，黄辛白负责热牛奶，做好一起吃。早餐后钱正英为两人各泡一杯绿茶，然后到书房工作，黄辛白则在客厅看报纸及独自出去散步。中午只有两人在家，由炊事员准备最简单的上海口味的午餐：周一菜饭，周二馄饨，周三雪里蕻肉丝面……。午休后，钱正英继续在书房工作，黄辛白看电视。到四点左右，黄辛白为两人各冲一杯咖啡，一般还外加饼干等小点心，钱正英到客厅，两人一边吃一边闲聊。午茶后如果电视有好节目，黄辛白就邀钱正英同看，有时还向她介绍报纸杂志上的精彩文章。晚饭是全家聚餐，为照顾孩子们的习惯，一般都是北方口味的饭菜。晚饭后，两人雷打不动的是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然后看中央一台黄金时段的电视剧。他们爱好相同，最爱看的是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一边看一边议论，抒发感慨。看完《晚间新闻》后，黄辛白回卧室休息，钱正英看当天的报纸。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恬淡而有韵味。
钱正英和黄辛白也经常接待一些老朋友和亲戚在家里聚餐，每次黄辛白都是中心人物，尤其是一些年轻人喜欢听他说古道今，听他那幽默而富有哲理的谈话。黄辛白喜欢吃肥肉，因他血压高，别人劝他少吃一些，他半真半假地回答：“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肥肉？” 黄辛白喜爱照相，每次两人返乡或游览回来，他都要对所有相片进行认真挑选，精心制作一本相册。此外，黄辛白还和大女儿负责全家的花卉树木，一年四季，室里院内，都保持着郁郁葱葱，而钱正英和小外孙只在其中研究蜗牛、蚂蚁、苍蝇等昆虫的生活规律。
夏日的傍晚，冬日的清晨，邻居们常能看到钱正英和黄辛白夫妇俩肩并肩地散步。钱正英知道，黄辛白晚年的时候，最希望的是和她一起充分享受离休后的生活。但是钱正英总感到，水利上还有些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好，还需要再努力做一些工作，以在向周恩来、李先念等已故老领导报到时少留些遗憾，因此总想尽自己所能地工作两年后，再好好陪伴他，偿还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
钱正英与黄辛白在黄山上同挂连心锁
然而，2008年2月29日的早晨，黄辛白倒在自己卧室的地板上，再也没有起来，享年87岁。
钱正英打开黄辛白的抽屉，看到他整整齐齐放在那里的钥匙、照片、简历、物品清单……似乎在说：我走了，我想到的都已经办了，这些留给你和孩子们，好好生活吧！
悲痛中的钱正英含泪写下白居易的两句诗并改动一个字表达她的思念之情：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
她让子女做普通人
钱正英和黄辛白有三个孩子，两人约定，孩子姓黄。说起这事，钱正英不无幽默地自我解嘲道：“文学作品中姓钱的都是反面人物，还是姓黄好些”。两人还商定，孩子名字的第一个字也按黄家的辈分“惟”，第二个字要体现钱正英的工作特点，要有水。因此，1952年10月出生的大女儿取名惟匯（“匯”后简化为“汇”），有两个含义，钱正英在治淮过程中回到地处徐家汇的上海交通大学宿舍生下了她；1954年9月出生的儿子名惟洪，那年长江和淮河流域发生的特大洪水令所有过来人都终生难忘，钱正英曾怀着儿子指挥淮河抗洪，所以她也曾带着自豪的口气说：“我的儿子是在与洪水的斗争中孕育成熟的”；1960年9月出生的小女儿名惟清，同年同月，三门峡水库开始蓄水，纪录片里妇女们面对镜头展示用黄河水洗干净的白布，寄托了几千年来中国老百姓和治水人的美好愿望“黄河清”。
每每说到丈夫，钱正英总是带着骄傲的口吻，而提起孩子，却总是引起她的内疚：“因为工作忙，顾不过来孩子，以至于老大、老二都生了一些病，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1952年10月,大女儿惟汇在上海出生后，钱正英在月子中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副部长，过完产假，她把女儿留给黄辛白，只身进京。不久黄辛白也奉调高教部工作，又把女儿留给了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照看。1953年，未满周岁的惟汇吃西瓜时，西瓜子呛在喉咙里，经送医院抢救才转危为安。受到惊吓的奶奶和姑妈觉得带孩子的责任太大了，于是设法找了一个阿姨，连同惟汇一起送到了北京。就这样，一家三个人总算在北京团圆了。
一家三口总算在北京团圆了
1954年9 月，钱正英怀着惟洪从淮河抗洪前线返回北京后，即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预备会。一天，肚子突然疼了起来，赶紧前往北京医院。在医院，钱正英跟大夫说：“马上要开全国人大会议了，我是代表，现在我的预产期还没到，能不能先把胎儿给稳住，让我开完会再生产？”大夫挺理解的，在钱正英的请求下给打了一针，可钱正英的婆婆不愿意了，说孩子该生的时候你不让他出来，怎么能这样呢？结果当天晚上，这个倔犟的小子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到了人间。喜得贵子，钱正英的心情既高兴又遗憾，因为儿子提前降生，她没能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开幕式。
后来又有了小女儿惟清。
三个孩子小的时候，钱正英就常对他们说：“我对你们没什么要求，就做一个普通人。”孩子们稍年长后，除了这两句，又加了两句：“不要靠家庭要靠自己，谁也不许到我行业里来。”
钱正英对子女要求严格，家里的工作电话不让子女打，交代他们不能以父母亲的名义在外面办任何事情。因此，虽然三个孩子名字中都有“水”，求学及工作却都与“水”毫不相干。“文革”中，惟汇、惟洪分别于1968年和1969年下乡到内蒙古和黑龙江，临行时钱正英对他们说，吃点苦，经受点锻炼，并送他们一人一张照片。那是一张1958年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时，周恩来坐在地上，边吃饭边听钱正英汇报工作的照片（见本文第十四章）。钱正英说，这是我仅有的和总理两个人的合影，给他们带到遥远的边疆，是要他们保持高尚的理想，做一个真正的人。惟汇和惟洪也是离开北京时，唯一没有家长送行的孩子。
惟清中学毕业时已恢复正常高考，因高考成绩不理想，就填报了护士学校，被一熟知其家庭情况的老师看见，说：“你爸妈不管你啦？”惟清感到委屈，跑回家大哭了一场，但在钱正英的教育和开导下，还是高兴地上了护士学校。钱正英家里不少亲戚是海外华人，惟清的一个表姐是美籍华人，提出要帮助她出国学习。钱正英说，出国可以，但有一个原则，就是自力更生，学成归国。表姐把惟清带到夏威夷，给她开了一个5000 美元的账户，就让她自己独立学习和生活。
在钱正英和黄辛白的言传身教下，走向社会后的孩子们也都像他们的父母亲一样，政治上要求进步，生活上艰苦朴素，时时处处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利益和维护党的形象，首先想到的是不给自己的父母和家庭抹黑，而不是利用父母的地位和家庭的影响来为自己捞取个人的好处和利益。
惟汇在内蒙参了军，从部队复员时到北京市安置办报到，工作人员对她说，你怎么不让你父母亲给有关领导打个招呼，安排个好单位？惟汇没好气地回答说：“你说让打个招呼就打啦？我是不说，你们看着办吧！”后在北京远郊的一家医院一直工作到退休。
惟洪初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虽然年龄最小，只有15岁，但能吃苦，肯出力，表现好，在兵团入了党。1973年经群众和组织推荐上学，他根据自己爱好报考了东北电力职业学校，考试成绩也不错。当时是水利、电力合并为水电部时期，钱正英对儿子说，你报考什么学校也不跟我商量，今后两人在同一个系统工作不方便。惟洪赌气地说，你幸亏没有当国务院总理，否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了！时恰逢“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发生，原报考志愿和考试成绩作废，全部由组织重新安排。惟洪所在建设兵团的连指导员是一位能理解知青的老干部，他找惟洪交心，说你爸妈如能帮你上学，我就把这个名额给别人，可以多一个知青上学；如不能帮，则按推荐顺序给你上。惟洪说，我爸妈是肯定不会帮我的。就这样，经过一番折腾，惟洪最后被调整到复旦大学去学他最不愿学的外语专业。
惟洪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期间是有工资的，几年下来也有了一点小小的积蓄，所以上了复旦大学后，虽然没有收入了，但家里也不给钱，生活开销甚至从上海往返北京的探亲路费都是用自己的钱，有时不够用了也不敢向家里要，而是向惟汇求援。
惟洪大学毕业时，正值党和政府号召大学毕业生支援西藏，他不顾自己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的实际情况，毅然响应号召报名援藏，并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惟汇。惟汇担心地说，你的身体到西藏去会吃不消的。可惟洪说，我是党员，又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这种时候我不报名，别人会怎么看？同学们会怎么说？后来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没有批准他援藏，经分配进入交通系统工作。
惟清赴美后，牢记母亲“自力更生，学成归国”的要求，边读书边勤工俭学，在夏威夷大学本科毕业，又读了一个公共卫生的硕士学位，并靠自己勤工俭学所得，在回国前“连本带息”还给她表姐6000美元。
三个孩子从不以高干子女自居，他们的丈夫或妻子也没有一个出身于“门当户对”的高干家庭。
巧合的是，笔者写到这里，电视里正在播报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召开的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语重心长地说：
这里，我还要强调一下家风问题。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古人说：“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莫用三爷，废职亡家。”“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
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
子女心目中的母亲
回忆起童年及少年往事，惟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妈对我来说可以说一点责任都没有尽到！”
惟汇说，我从小就是阿姨带大的，没喝过我妈的一口奶，没和妈一起睡过一次觉，好几次妈要带我到她房间睡觉，我怎么都不肯。有一次妈等我睡着了把我抱到她的床上，我半夜醒来睁眼一看，大哭着跳下床光着脚跑回了阿姨房间。到了能上幼儿园的年龄，我就被送进了一个地处远郊、两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的全托幼儿园，每次都是从家里一路哭到幼儿园的。上小学后，尽管学校离家很近，但学校召开的家长会，妈也从来没参加过，爸有空爸去，爸没空阿姨去，阿姨又不识字，去了也是白去。家庭作业要家长签字，爸妈经常不在家，阿姨不会写字，有时只好临时抱佛脚求外公签字，偏偏外公又是个“老古板”，说我签字我就得负责，你连看的时间都不给我，我怎么知道你做的对不对啊？儿时最开心的事情，是爸妈都有空的星期天，夏天带我们去游泳，冬天带我们去滑冰，完了一人一串冰糖葫芦，边吃边走回家。
“文革”初期，随着运动的逐步升级，钱正英和黄辛白都已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了，“靠边站”了，白天在机关劳动和打扫卫生，晚上回到家倒有一段难得的逍遥时光。当时，学校都已停课，孩子们已无学可上了。惟汇在家潜心学画，惟洪在黄辛白指点下，到街上淘换各种零件，学装半导体收音机。晚上，钱正英和黄辛白把子女们叫到一起，坐在火炉旁（暖气已停烧）的小凳子上，黄辛白给他们讲解毛主席著作和诗词，钱正英给他们讲周总理依靠和发动群众治理水旱灾害的故事，教他们唱自己唯一会唱的一首歌----新四军军歌，并讲解这首由陈毅军长创作的歌词的含义。因此，不管钱正英和黄辛白每天在外边受到什么样的批斗和侮辱，但是在家里还是尊严依旧，在孩子们的心目中，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永远是革命的爸爸和妈妈。
惟汇说，我妈做事特认真，出差从不玩，与水打了一辈子交道，四川、新疆去了好多次，九寨沟、喀纳斯湖等中国最漂亮的水都没见过。生活特随意，什么都好说话，无特别要求，从没听她说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端上桌的都好吃。不少衣服上都有补丁，一次穿了一件有补丁的衣服陪同周总理会见外宾，挨了总理批评。那时爸妈收入虽不低，但一大家子人啊，老太太就有三个，奶奶、外婆和带我长大的老阿姨，老阿姨早就成为我家的成员之一，是我们给她送的终。
惟汇参军后，部队驻在湖北襄樊。上世纪七十年代，钱正英经常到葛洲坝工地检查工作、参加劳动以及与建设职工一块过节过年，有两次部队首长让惟汇去葛洲坝与母亲见见面。回到部队，战友们问起母女见面的情景时，惟汇不无牢骚地说：“她一见到我，就让我跟她一起参加劳动，这就是我妈的作风！”
但是，从惟汇的言谈中分明可以听出，对于母亲，她是夸赞多于揶揄，自豪胜过抱怨。
钱正英与惟汇（左一）、惟洪（右）、惟清（左二）及小外孙在一起
问起母亲给自己最深的印象，惟洪说了两个字：“专心”。他说，小时候就听外公说，家在南京时，因为房子小，天气热，我妈都是在马路边上做作业的，车水马龙、来往行人对她没有丝毫影响。我们小时候，如果妈在家看书，我们从她身边进进出出，甚至带了同学来玩，她完全不知道。问起母亲对自己的教育时，惟洪说，她忙于工作很少管我们，主要是她自身做出的榜样，身教重于言教。她当部长时每天走得最早，回得最晚，全家人天天等她吃晚饭。他还进一步加重语气说，我妈这一辈子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水利，其他似乎都可以不闻不问，包括家庭和孩子。
但是，与惟汇一样，惟洪对“不闻不问”自己的母亲充满了敬意，并以这样两件小事来说明钱正英的工作标准高、原则性强。一是早些年我国政府公布了“歼10”战斗机的相关参数，“军迷”惟洪很振奋，夸赞说“水平高”，钱正英却说：“再高能是世界第一吗？”二是其他领导或同事到家里与钱正英谈话，她从不让子女在场，直到这两年耳朵听力下降才有所改变。2015年夏天，钱正英去看望98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宋平，惟洪要陪她去，她说：“看宋平你不能陪。”回来后，惟洪问：“谈得怎么样啊？”钱正英无语----两人谁也没听清楚对方说了什么。
惟清回国后，回到自己的母校任教数十年，从老师当到校长，后又担任合并升格后的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主持工作的常务副院长。她深受母亲的影响，在做好管理工作的同时，不断学习和钻研业务，先后编著出版了《护理心理学》、《常见病护理指导》、《社区护理》、《社区护理学概论》、《社区护理学学习指导》、《社区护理健康教育指南》、《社区护士手册》等专著和教材。
钱正英的秘书不止一次地跟笔者说，钱正英对子女及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比对其他人的要求要严得多，这点在笔者专程赴杭州采访钱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这位由钱正英抚养大的侄儿，对姑妈的印象也是两个字：“严厉”。“我在姑妈面前可以随时发表自己的意见，但基本上没有算数的时候”，已贵为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浙江海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的钱泓这样调侃自己，“直到现在，我因事外出离开浙江，都要向姑妈指定的‘监护人’请假！”
“来世”还做一家人
2009年，钱正英在一篇纪念黄辛白的文章里写道：
他离开我们一年了，但在我们家里，他仍无处不在。客厅的一角，挂着他抗战胜利60周年时拍的彩色照片，不为来客注意，但一直在安详地关注着我们。衬托着照片的是他最后一次买回来的一小盆黄色“仙客来”花，当时，那鲜艳生动的色彩，使我还以为是真花。餐厅里，墙上挂的是我们全家唯一在照相馆拍的黑白“全家福”，那是“文革”后期，家庭在经历了他下干校、子女上山下乡的“四分五裂”后，第一次团圆时拍的，五个人傻乎乎的形象，一看就知道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卧室书桌上，是我们两人最后的一次合影，那是2007年国庆长假时在鼓浪屿照的，如果当时知道是最后的合影，我们一定会依偎得更紧一些……
钱正英全家唯一在照相馆拍的一张“全家福”
钱正英的家庭是一个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和充满温馨的和谐家庭，这个家庭的感情基础，是钱正英与黄辛白夫妇间的感情；而夫妇间的感情基础，是长达数十年的相识、相认、相知、相托和相依。子女们也自小从他们的这种感情中，受到深刻的影响和教育，因此，尽管对父母的严格要求偶有抱怨，但这个家庭几十年来从未争吵过，无论是夫妇间、父母与子女间还是子女之间，即使争论问题，也从来不伤感情。
可能是为了弥补自己过去对子女的责任尽得太少、照顾不周的愧疚，从部长岗位退下来后，钱正英对外孙和孙女都倍加关怀，特别是1993年出生的小外孙，她每天都要抱一抱。小外孙上学后，她又发挥自己的特长，经常辅导他的数学和外语，因此从小学到大学，小外孙这两门功课的成绩都特别优秀。但是，在公与私的原则问题上，钱正英是坚持不变的，三个外孙、孙女同他们的父母一样，不论是在北京上小学、中学，还是去外地上大学，从没有“享受”过公车接送的“待遇”。
黄辛白去世后，子女们对钱正英更不放心了，三个孩子都把家庭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母亲身上来，每天给她量血压，嘘寒问暖。为照顾好钱正英，两个女儿就陪着钱正英住，儿子也经常过来看望照料。
说到家庭，安享晚年的钱正英既自豪又诙谐地说，我们全家除了小孩子，人人都是共产党员，家里实行共产主义。我从来不管钱，过去是黄辛白管，现在是大女儿管。说是大女儿管，其实钱放在哪里大家都知道，谁要用钱自己都能拿到，写个纸条说明用处即可。
钱正英对这个和谐的家庭充满着喜爱和深情。她说，有时我会想，如果有“来世”的话，我自己，我也相信我们全家，都依旧会选择我们今生的家庭。（钱恂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