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学校即将迎来建校107周年暨华东水利学院成立70周年之际，尊敬的老院长钱正英却离开了我们。2015年至2016年，因主笔《钱正英传》，我曾多次采访老院长。此时，当年的情景一幕幕出现在眼前，仿佛就在昨天。
老院长传记由我担任主笔纯属偶然
我于2014年7月从学校退休后，大多数时间居住在上海儿子家。
2015年5月下旬，我在上海接到学校办公室电话，称由中国工程院胡春宏院士率领的《钱正英传》写作工作组将于5月29日到学校召开座谈会，收集老院长的相关资料，学校及两办领导让我回校参加座谈会。我回复说，我在上海，住在浦东，虽然上海到南京高铁只要一小时，可我家到虹桥高铁站却要两小时，来回奔波不方便，我有几篇写老院长的文章，可作为我的书面发言，并可提供给工作组作为素材，座谈会我就不参加了，替我谢谢领导并表示歉意。“文章随便他们怎么用，我不收版权费”，最后我开了一句玩笑。
原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不料，2015年6月28日,我又先后接到学校和北京的电话，通知我去北京，参加中国工程院召开的相关会议。
更出乎意料的是，2015年7月7日上午，在工程院召开的《钱正英传》写作工作组会议上，胡春宏院士代表工作组正式邀请我担任《钱正英传》主笔，我大吃一惊，当即表示力不能及。胡春宏院士说：“这是工作组经过反复比较、慎重考虑、认真讨论后做出的决定，对你来说是有些突然，所以你不必立即答复，可以回去后再考虑考虑，但是希望你能够承担下来，支持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事后得知，正是我的那几篇文章促成工作组做出了这个决定。
我的几篇写老院长的文章（第一篇为两人合作）
7月中旬至8月上旬，我在上海边向北京方面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边思考能否领受这个任务的问题。这期间，时任校党委书记朱拓给我打了一个40分钟的长电话，谈了他的想法，其中最打动我的一句话是：“这本书由你写和由其他人写，在宣传学校上的差别将是非常大的”。
8月10日，我在上海致信胡春宏院士，感谢他与工作组的信任与诚意，表示愿与工作组全体成员密切合作，尽最大的努力写好《钱正英传》。
老院长对写作传纪态度的转变
在中国工程院众多的院士中，老院长是贡献突出并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早年投身革命，资历最老；新中国最年轻的省部级领导，在部长岗位任职时间最长；当选院士非自己申报，而是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其他院士提名推荐并顺利当选；晚年成果愈丰，在中国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获得者中年龄最大，同时也是唯一的女性；不仅在水利水电建设中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而且在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中国科学院的建设和中国工程院的成立、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改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和谐稳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等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都做出了极为重大的贡献。
因此，中国工程院自2012年组织出版院士传记丛书始，老院长就一直是优先考虑的对象，但她本人却一直不同意。她曾经说过，我还不想写过去的历史，我愿意参与创造今后的历史。
转机发生在2014年6月，老院长以91岁高龄，荣获第十届光华工程科技奖中唯一的成就奖，工程院相关工作人员“趁机”再提此事，并以传承前辈精神、教育启迪后人为目的加以说服，她才终于松口，但仍叮嘱再三：一不要夸大拔高、辞藻华丽，要实事求是、文字朴实；二不要太长，不要超过20万字。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左2）、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右1）、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左1）给老院长颁发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奖牌。
于是，中国工程院于2014年10月正式成立了《钱正英传》写作工作组。工作组由工程院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主任雷志栋院士以及石玉林院士、胡春宏院士负责（雷志栋院士于2015年1月去世，石玉林院士年龄较大，因此实际工作多由胡春宏院士主持），工作组成员有工程院相关部门负责人、工作人员和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的专家们。
首次采访得到了老院长的认可
2015年9月10日上午，我与胡春宏院士及工作组部分成员前往老院长家，拜访老院长并进行首次采访。
虽说采访老院长并非首次，2002年，为编写杰出校友丛书《群星璀璨》，我就带领在校大学生采访过老院长。但说实话，此次采访前，我的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老院长对人对事要求严格，我不仅耳闻目睹而且亲身领教过；对文字工作要求极高，从20多岁担任科长、局长、部长，到花甲、古稀之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工程院院士，她的讲稿、文章、报告多为自己撰写，不要秘书及别人代劳；特别是她对传纪写作工作看得很重，亲自否定了几位主笔候选人，包括一位已经发表过采访文章的专业作家。
好在我的这次拜见和采访，得到了老院长的认可。采访结束后，她郑重地交代秘书：“关于传纪的事，今后其他部门及人员一概不认，你给我把好这个关！”
其实，这次采访在开头阶段就差点出错。采访前一周的9月3日，北京举行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和盛大的阅兵式，我想，老院长是新四军老战士、原国家领导人，应该会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经与北京方面联系得到证实后，我决定就以此作为采访的开头话题。9月9日，我到北京后，有关方面仍跟我说老院长上了天安门。幸好10日上午到老院长家后，一进门我就再次向其秘书求证此事，才得知因要求所有观礼人员必须于凌晨到位，老院长没有上天安门。我赶紧临时作出改变，以老院长获得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和第十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作为采访的开场白，于是就有了这张茶几上放着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奖牌、老院长胸前挂着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与我们的合影，也使得接下来的采访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得非常顺利。
2015年9月10日，我与胡春宏院士（前左2）及工作组部分成员拜访
老院长并进行首次采访。
老院长六次接受了我的采访
首次拜见和采访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90多岁的老院长以一个月一次的频率，先后六次接受了我的采访。她以清晰的思路、平静的语气，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从出生于名门望族、父亲给她带来的留学梦和“第一个女工程师” 梦，到大学期间加入共产党、立志为民族解放的中国梦奋斗终身的人生转变；从舍弃城市和大学生活、参加新四军经受血与火的考验，到违背“千万不要搞水利”的父训、走上水利之路的成长经历；从参与和领导大江大河治理、主持三峡工程论证和质量把关，到组织和带领数十名院士、数百名专家开展六项以水资源及区域经济开发为主题的重大战略研究的思想升华；从纯洁的同学之谊、战友之情，到和谐、自律、互相理解与尊重的温馨家庭----一一娓娓道来，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写作素材、拓宽了创作思路，老院长的谦虚、坦诚和直率，每次采访必说的“不能只写成功，也要写失败”，一次次感动着我；老院长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拳拳之心和殷殷之情，更是成为激励我努力写作的动力（老院长的传奇经历和感人事例，请关注我的系列文章“华水首任院长钱正英的故事”，《河海大学报》已发表了其中的五篇）。
当然，老院长并不总是严肃、刻板，而是时常也会表现出幽默、诙谐的一面。有一次采访，主要内容是从1942年离开上海参加新四军，到1950年返回上海就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的八年经历。采访结束握手告别时，她忽然有点神秘地对我说：“哎，你猜我离开上海的八年里，最困难的是什么？”我还在脑子里急速转着“行军”“打仗”“修水利”……，她却已自问自答：“是洗澡！没地方洗澡，只好晚上偷偷下河洗，边洗还要边看着放在岸边的衣服，衣服丢了就完了！”说这话时，饱经风霜的脸上甚至流露出了孩童般的顽皮笑容与神情。
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个采访之外的精彩小插曲写进了传记文稿中。
老院长多次接受我的采访
历时三年四易其稿完成传记写作
从完成首次采访后，我就开始了边采访、边学习、边消化、边写作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老院长平易近人、嫉恶如仇，热爱水利、勇于担当，亲历亲为、实事求是，无私无畏、忧国忧民的形象一直浮现在我的眼前，据此，一条红线在我的脑海里逐渐清晰起来，这就是老院长对国家、民族、社会、人民的强烈责任感和对事业、科学、真理、信仰的不懈追求。我想，这条红线既是贯穿老院长一生的一条主线，也应是贯穿《钱正英传》全书的一条主线。
同时，我力图按照老院长的要求，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的描述、朴实的文字和20万字左右的篇幅，展现其近百年的人生经历，也不回避她在成长中的不足和工作中的失误。也因此，这样的展现，只能是其人生的浓缩，而不是经历的全部。譬如，老院长担任水利（水电）部副部长、部长36年，对七大流域的治理以及几乎所有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的建设都非常关心与关注，我重点突出了她在长江、黄河、淮河流域治理和三峡、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以及推动水利水电行业改革开放、制定《水法》等方面的工作与成就；老院长高度重视水利人才培养和水利科技工作，我则着重叙述了她对自己兼任首任院长并捐款100万元的河海大学的关爱与关怀等等。
2017年1月13日，我与工作组部分成员去给老院长拜年，向她汇报写作进展并征求对部分章节的意见。她认真看了文稿后，没有提任何意见，唯独再次强调：“写传纪不能只写成功，还要写失败”，“我至今还经常回想失败的教训！”
在老院长传记的写作过程中，始终得到学校领导及有关部门和教师的大力支持。经过写作工作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2018年8月26日，我拿出了传记第四稿。工程院在与出版社联系时得知，有关部门对国家领导人出版传纪作出了新的规定。
《钱正英传》第四稿目录
老院长的精神永远值得学习和传承
老院长的人生经历很不寻常，却有历史的必然。她从一个出生在旧中国、生长在大城市的大学生，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和水利建设的实践，成为一位高级领导干部和大师级水利专家，深刻而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下的成长过程。她眼中没有房子、车子、票子和名利，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国家利益，勤廉自律，德行高洁；她从不以领导、专家自居，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她非常看重“共产党员”这个称号，时时处处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耄耋之年仍跋山涉水调查研究，思考强国富民大计；她家里墙壁上悬挂的两副对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是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真实写照；她给子女们留下了这样的遗嘱：“将来把我们两人的骨灰，合在一起，撒入大海。我们将合二为一，载着我们的情谊，共同遨游，化为万物，生生不息”。
我从老院长一生的信仰、抱负和追求中，看到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立党为公的坚强党性，一个新四军老战士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一位高层领导者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不断追求真理的科学态度，一名人民公仆忧国忧民的忘我情操，一名中国妇女矢志不渝的坚贞爱情。
当前，虽然时代背景已有很大不同，但是，老院长这一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所经历的奋斗与成功，所表现出的强烈责任感和不懈追求，对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历史使命的新时代的大学生和教职员工，仍具有很好的教育和启迪作用，永远值得学习和传承。
老院长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封上的题词：为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幸福奋斗！
老院长没有离开我们——她永远留存于华水的历史中，同行于河海的发展中，站立在师生员工的心中！（钱恂熊）
写于河海建校107周年暨
华水成立70周年纪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