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牡丹江的一条支流,也是松花江的二级支流,乌斯浑河过去一直默默无闻。然而,自从1938年10中旬的那一天早晨,八位女英雄投身于它冰冷的河水之后,这条满语里的“凶狠的河流”,就在国人的心中烙下了沉痛的印记。
乌斯浑河位于黑龙江省林口县境内,发源于锅盔山东侧,由南向西北纵贯县域大部分地区,于大屯村对岸注入牡丹江,是全县流程最长、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全长141.12公里,河宽30~75米,水深0.5~1.0米,有大小支流55条,流域面积4176.18平方公里。每年11月中旬至次年4月上旬为结冰期。流域多为林区,盛产红松、白桦等木材。
如今的乌斯浑河,静静地流淌在黑土地上,滋润着两岸的草木、农田,一派和平安宁景象。然而,在萧萧的秋风中、落日的余晖里,山坡上耸立的烈士纪念碑似在提醒人们:山下曾经是硝烟弥漫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场;在那炮火笼罩的汹涌激流中,勇猛顽强的抗联女战士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书写下可歌可泣的篇章。
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陆续侵占东北三省,并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东北军民不畏强暴,奋起抵抗,各地风起云涌出不同组织形式的抗日武装。1936年2月20日,东北各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和游击队等抗日武装组织联合发布《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1],先后共筹组十一个军(东北抗日联军前期编制),总兵力约3万人,成为一支抗日劲旅。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日伪军对东北抗联的进攻变本加厉,为了应对这一严重而艰难的局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东北抗联将所辖十一个军编成三个路军:抗联第一、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总司令;抗联第四、五、七、八军合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由周保中任总指挥;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由李兆麟任总指挥。[2]
抗联各部队大都由热血男儿组成,但也活跃着一批既能上阵杀敌又能从事后勤保障的女战士。
旧社会三座大山,而妇女遭受的压迫最为深重。在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东北地区,妇女也与男同胞一样,饱尝亡国之耻、为奴之辱,一样不甘心被日本侵略者奴役压迫,一样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抗联队伍,条件艰苦,纪律严明,但是提倡官兵平等、男女平等,而且欢迎广大青年妇女踊跃投军,并为她们在部队锻炼成长设置了相应的组织。1936年6月10日,抗日联军党委会发布《关于军队中的各种组织形式与任务》的通告,明确提出:“在军队中须要特别组织群众妇女会、妇女团。在一般的青年救国团的组织中,青年妇女若有三人以上,就得组织青年救国团的妇女小组、支部。因为妇女在历史与社会活动及生理等等,所受压迫颇多,因此对妇女领导须特别注意。”[3]这让广大妇女看到了改变命运的希望,一时间,有着不同身世经历的青年妇女纷纷加入抗联队伍。
抗联老战士胡真一(后与抗联第五军军长柴世荣结为伉俪,1980年曾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这样回忆她的从军之路:“对日本鬼子我恨,也有家仇也有国恨。”小的时候,她曾亲眼目睹凶残的日本兵当街把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用刺刀攘死,血淋淋的惨状在她心里埋下要报仇雪恨的种子。后来她在地下党老师启蒙下,十二三岁就当起抗联的小交通员,在抗联的队伍里,看到许多女战士都很小,令她十分羡慕,就想加入到她们中去。十七岁时,她背着父亲,由地下党老师护送到部队里,成为抗联第五军妇女团的一名小战士。她说:“我参军的原因啊,主要是对日本人不满,恨,那时就恨,对日本人恨得不得了,就是这样,日本人横行霸道地来到中国,他的口号是要把中国烧光、抢光、杀光,对中国人就是这样……把我们这儿一个人杀了就像杀个小鸡一样的,很容易,就是这样的,我很恨。”[4]
胡真一因痛恨日本侵略者愤而从军,那么本文的八位女英雄又是如何走上从军抗日之路的呢?
冷云,汉族,原名郑香芝,1915年出生于黑龙江省桦川县悦来镇一个普通市民家庭,1931年考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1935年毕业后,在悦来镇国民优级小学任教。“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上学时,她给自己改名郑致民——表示致力于造福人民的决心。1934年,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活动。1937年夏,为摆脱死心塌地当伪警察的丈夫,经上级党组织批准,郑致民脱离家庭,和进步青年教师吉乃臣一起加入抗联。出发前,她给地下党的战友留诗明志:“两山不能迁,两人能见面。盼那天,相逢日,祖国换新颜。”在抗联第五军,郑致民和吉乃臣受到了周保中的热情欢迎:“总算来文化人了,这一天我可等好久了。”此后,郑致民改名冷云,在第五军秘书处从事文化教育和宣传鼓动工作,吉乃臣则改名为周维仁,两人志同道合,不久结为夫妻,并肩战斗。冷云后来调到妇女团担任小队长和大队指导员。
冷云(右二)1935年在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就读时与同学在佳木斯合影。(来源:新华网)
杨贵珍,1920年出生,汉族,黑龙江省林口县人,出身凄苦,17岁时刚出嫁,丈夫就暴病而亡。婆家待他刻薄,要把她卖到异地他乡。此时,抗联第五军的队伍经常在她所在的村庄活动,她家也住上女兵,一边帮助干活,一边给她讲革命道理,提高了她的觉悟。1936年冬,她在抗联队伍的引导下,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毅然离开家庭,加入抗联队伍。历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管理员、被服员,后调到妇女团。杨贵珍聪明勇敢,很快成了战斗骨干,当上班长,加入了共产党,后任副小队长。
胡秀芝,1918年出生,汉族,黑龙江省林口县人,中共党员,妇女团班长,作战勇敢不输男儿,曾带着两名战士潜行到敌哨所跟前,用手榴弹炸毁了日军据点。
黄桂清,1918年出生,黑龙江省林口县刁翎镇河心屯人。那里是抗联第五军根据地,她家是抗联堡垒户,全家参加抗日斗争。日伪军围剿抗联时,烧光了整个村子。她愤而离家参加抗联,成为妇女团的一位战士。
安顺福,1915年出生,朝鲜族,黑龙江省穆棱县穆棱镇新安屯人,13岁就跟随父兄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后,屯子里成立了党支部和抗日救国先锋队组织,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她16岁就和屯子里的青少年们站岗、放哨、抓坏人、贴标语。1933年1月,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对新安屯进行了疯狂的大搜捕,安顺福的父亲和弟弟惨遭杀害。安顺福毅然离开故乡,参加了抗日联军第四军,被分配在被服厂工作。不久,被任命为被服厂厂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队伍上的一位师长结为夫妻,丈夫在战斗中牺牲后,为了行军打仗方便,她又忍痛把孩子送给老百姓抚养。1938年5月,安顺福和其他女同志一同转入第五军妇女团,随军西征。战友们都称她为“安大姐”,因为她是被服厂厂长,像大姐一样为抗联战士们缝衣补被。
王惠民,1925年出生,黑龙江省林口县刁翎镇四合村人,“很聪明的一个小女孩,她爸爸外号叫‘王皮袄’(曾任抗联第五军军部副官),后来他们全家都出来了,把老婆孩子都带出来了,参加革命,女孩子就交给妇女团,就交给冷云。”[5]战友们都叫她“小王”。
郭桂琴,1922年出生,黑龙江省林口县刁翎镇四合村人,乳名菊花,长相俊秀,天真活泼、能歌善舞,14岁时父母双亡,被坏人骗卖到妓院。据胡真一回忆:“这个小女孩很聪明,后来我们到妓院里去解放了她,她一看抗联来了,就说我跟你们走……当时也解放了嘛,你愿意不愿意,愿意就跟我们走,她就跟着我们来了。这个小丫头很勇敢,最后跟着她们一块儿跳河了。”[6]
李凤善,1918年出生,朝鲜族,黑龙江省林口县龙爪镇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妇女团战士。她的生平资料较少,据有人回忆,“她身高一米六左右,体格健壮,长得漂亮”。
这些女战士来到部队后都被编入妇女班或妇女队,而女战士最多的第五军则成立了妇女团,最初只有二十几名女战士,到1937年已发展到300多人。分成三个大队,有大队长和指导员;大队下设小队和班,有小队长和班长。妇女团像作战部队一样,有步兵、骑兵、侦察兵、通讯兵,还有机枪手,大部分是在密营的医院、被服厂从事后勤工作。冷云因为有文化,刚到部队从事着看似轻松的文秘工作,但在胡真一看来,一点也不轻松:“这个时候她们秘书处任务也很艰巨,……天天写传单,写抗联干什么,抗联打日本啊,打胜仗啊,他们就写,就抄,就撒传单。另外就是编写歌,根据当前的情况,编革命歌曲,教我们唱,我们都唱。”[7]
上了年纪的胡真一已记不清歌名和歌词,而另一位抗联老战士李敏还能向后人慷慨激昂地唱起当年女战士爱唱的《露营歌》《日本强盗凶似狼》《妇女要解放》等革命歌曲。女战士还要学文化、学军事、学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一些女战士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妇女团也和男战士一起参加战斗,作战非常勇敢,成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的队伍。
1959年,周保中曾说:“妇女同志的坚忍奋发,吃苦耐劳,经得起残酷考验的表现,也是很出色的。在那游击战争处于挫折和艰难的岁月里,我们的游击战士,除了作战伤亡外,还有饿死的、冻死的。在基干部队里也有个别人逃亡叛变的,每个战士的身上负荷是很重的,除了携带枪械弹药外,还得背上自己的给养、预备服装、小帐篷、小火炉、锹、镐、斧、锯和炊具,等等。妇女同志除上述东西以外,还要携带药包、尺、剪、补衣碎布和针线。如果男同志背包重四十公斤到五十公斤的话,女队员就要多加上五斤到十斤。因此,在穷年累月不断的行军作战中,就是铁汉子也有的不堪苦累而死的,然而妇女们却没有一个害怕苦累的,更没有逃亡叛变的。”[8]
二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巩固其后方基地,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抗日斗争和准备对苏战争,关东军由“九一八”事变之前的一万多人猛增到25万之众,并纠集为数众多的伪军、警察、特务、宪兵、自卫团等,在伪三江省实行“第二期治安肃正计划”,“拟将治安肃正工作搞彻底”[9]。关东军司令部为此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讨伐”计划,妄图通过大范围分散兵力部署和积极搜索,将东北抗联各部分割包围,“篦梳式”清剿,各个击破,从而彻底消灭活跃在伪三江省的抗日部队。同时,为了配合“讨伐”围剿,敌人还疯狂推行“经济封锁”和“集团部落”政策,妄图阻绝我党的地下组织和广大群众对抗联部队的支持,将抗联部队“困死”。东北抗联由此而进入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
伪三江省地处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以南、乌苏里河以西。1937年11月,针对敌人的“大讨伐”,活跃在这一带的抗联部队开展了针锋相对的英勇斗争,但由于日伪军的疯狂围剿和经济封锁,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部队还是处于越来越困难的境地。
形势严峻,生死攸关。为了冲破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粉碎敌人企图将这一带的抗日联军“聚而歼之”的阴谋,同时打通与活跃在东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和挺进热河的八路军的联系,中共吉东省委和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决定,将第二路军所辖的第四、第五军等部队组成远征军,从各自所在的根据地出发,分三路向西南的五常县等地区远征,意在冲出日伪军的军事包围圈,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8年7月,由抗联第四、第五军与救世军等部队组成的约2000人西征部队,从第五军的后方基地牡丹江莲花泡出发,踏上了艰苦卓绝的西征之路。西征部队在经过四道河子密营时,与驻扎在这里的第五军妇女团一个大队会合。大队指导员就是冷云,共有三十多名女战士。
在胡真一眼里,“冷云这个同志工作很利落,处理问题很坚决,只要她说了应该怎么做,大家都还相信她,方向很正确。她是个人才……会写,也会说。长得也漂亮,那时候长得非常标致,我们妇女团里边数她漂亮……”[10]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深受战友信赖的漂亮女指导员,心里却深藏着一般人难以承受的生离死别之痛,1938年初夏,冷云生下一个女儿后,丈夫就在战斗中牺牲了。两个月后,她又不得不忍痛别子,把襁褓中的女儿托付给当地老乡抚养。
女战士在西征队伍里,和男战士一样跋山涉水并肩作战;在打下的村镇里,不失时机向群众进行宣传发动;在战斗和行军中,她们又积极做好部队的后勤服务,是完成西征任务的一支重要力量。
7月8日,西征部队到达苇河县楼山镇附近时,携带的粮食和弹药几乎消耗殆尽。为了得到补给,西征部队决定攻打楼山镇。妇女团的女战士和男战士一道,趁着日伪军防备松懈,发起突袭,于12日一举攻下楼山镇。
楼山镇战斗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了西征军的行踪。日军立即从延寿、方正等地调来重兵围追阻截,迫使西征部队不得不再次调整作战计划:兵分三路行动:第五军军长柴世荣率军部教导团、第一师第二团和救世军王荫武部队返回后方刁翎地区;第五军第一师130余人由师长关书范带领,准备越过横道河子、老爷岭与第二军第五师会合;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和第四军军长李延平率领第四军和第五军第二师继续向哈东、五常挺进,准备与第十军会师并取得与第一路军的联系。此时,第四军所剩不多的女战士如安顺福也归入第五军妇女团。除了少数几位女战士如胡真一、徐云卿等随军部返回后方,还有二十多位女战士由冷云带领随同第五军第一师继续西征。
战友分别,互道珍重,第五军妇女团的女战士更是依依不舍。分别之际,竟然出现浪漫而又温馨的一幕:第五军教导团的分队长兼文化教员冯文礼拉着未婚妻郭桂琴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两人刚刚订过婚,此时有多少知心话要说,然而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早日完成任务,平安回来,我等着你,一直等着你回来!队伍就要出发了,郭桂琴不得不与未婚夫含泪道别。
两路西征部队,在敌军重兵围追阻截下,迭遭挫折,很快陷入了困境。
宋一夫、李延平率部进入哈东地区,因人地两生,误入延寿县境,7月下旬,再次折回苇河县,与同样迷路的关书范部相遇。然后,两部一起向五常进军。
由于日伪军在各地实行归屯并户,修建“集团部落”,从而使西征部队失去群众支援,给养断绝,战士们不得不以野菜、野果、草根、树皮充饥,还要与敌军不断周旋,伤亡很大,战斗力下降,官兵掉队、逃跑的现象时有发生,就连最高指挥员宋一夫也丧失信念,于7月30日夜里,与副官携款叛逃投诚。宋一夫叛变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敌人从他的嘴里得知抗联西征军的部署和兵力后,立即从哈尔滨、长春等地调来日军主力500人和装备精良的伪军2500人,会同当地的日军守备队,在六七架飞机的配合下,全力“围剿”抗联西征部队。为了减少损失,缩小目标,尽快摆脱敌人,8月下旬,第四、第五军远征部队再次决定分兵,在五常县冲河山区分开行动。
1938年9月下旬至11月下旬,分兵后的第四军在五常县遭到敌人围剿,弹尽粮绝,部队被打散,一师代理师长曲成山和几名队员先后叛变投敌,余部不是被俘,就是壮烈牺牲。英勇的第四军悲壮地消失在西征的战火中,但军魂犹在,浩气长存。
分兵之后,第五军西征部队先后袭击了大青川、冲河山林地带的日伪军据点,以补充给养,并挺进到舒兰一带。后于夜间返回五常,在过牤牛河时又与敌人遭遇,激战中,第五军第一、第二师失去联系。第二师余部在政治部主任陶净非率领下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向老游击区宁安县进发。
已成孤军的第一师百十余人为了寻找第五军军部,在师长关书范带领下经海林向刁翎地区迂回。
妇女团随军西征,历经艰难险阻,许多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此时只剩下冷云带领的七位女战士。西征往返数千里,她们随队穿行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里,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备尝艰辛,衣衫褴褛,身上被丛生的荆棘刮刺得伤痕累累、脚上被乱石和枯树枝磨蹭得血泡连连,鞋子穿破了,最后只得绑着鞋底行军。部队断粮,她们和大家一样吃野菜、野果充饥,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
9月初,第五军第一师在头道河子渡过牡丹江,于10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到达林口县乌斯浑河岸边的柞木岗山下,准备渡河,绕道去喀上喀密营,寻找第五军军部。
三
柞木岗是牡丹江与其支流乌斯浑河的分水岭。东、西两边大、小门嘴子山隔水相望。乌斯浑河正是蜿蜒在两山之间,拐了两道湾后,向北奔流七八里注入牡丹江。这里原来就有渡河道口(哨口),平时水浅时人车马匹都能涉水而过。周围几十里并无村落,自渡船早被日伪军毁掉以后,很难见人踪迹。因为比较僻静,所以抗联部队把这里设为秘密交通线的一个站点。当天由于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水流汹涌,深不可测。
多年以后,画家仝山石为创作《八女投江》,曾到这一带搜集创作材料,一天夜里,他来到“八女投江”处考察,突遇山洪暴发,被洪水围困,差点被恶浪卷走,虽然最终脱险,但当时那种浊浪排空、惊涛怒吼的场景,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并启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夜间渡河已无可能,部队就地宿营,准备于第二天拂晓河水落下时再设法渡河。
东北的10月中旬已是秋末冬初,天已大寒,夜间更是寒气逼人,河边的灌木丛都挂上冰凌。连续数月的翻山越岭,穿林过涧,长途奔波,战士们早已是衣衫褴褛,加上阴雨天气,衣服都是湿的,让寒风一吹,如同刀子扎在身上,禁不住阵阵发抖。时值夜晚,战士们饥寒交迫、疲惫不堪。为了防备敌人偷袭,部队明确规定宿营时不准有烟火,但第一师师长关书范担心战士们经受不住深夜的寒冷,还是让战士们找来一些枯树枝燃起了几堆火取暖。生火给战士们带来些许温暖,但是谁也没有料到,火光竟然会引来敌人。
油画《中华儿女——八女投江》(作者:仝山石)
发现火光的是日本人的密探葛海禄,此人原是抗联第八军某师副官,后叛变投敌。这个汉奸在守望哨查看时,发现远处有火光闪动。葛海禄是当地人,熟悉地形,又了解抗联的活动路线和行动特点,便猜到有抗联队伍在山林里宿营,立即向驻扎在样子沟村的日军小队长桥本报告,桥本随即报告了上司熊谷大佐。
熊谷亲自率领三十多个骑兵,并调集了日军、伪军、森林警察共千余人组成一支“讨伐队”,携带迫击炮、机枪等重型武器,趁着夜幕悄悄摸上山,在抗联部队露营地附近布下一个半包围圈。由于一时搞不清抗联队伍的底细,日伪军未敢轻举妄动,而是潜伏在周围,只等天亮看清情况,再把抗联队伍杀个措手不及,一网打尽。
此时,大部队宿营在乌斯浑河下游,而冷云和七名女战士则宿营在河的上游,相隔着一段距离。也许她们没有收到可以生火取暖的通知,也许她们女战士特有的警觉始终没有松懈,一如既往,设下警戒哨,悄无声息,在饥寒交迫中,熬过人生的最后一个漫漫长夜。这也许是她们没有被发现的缘故,敌人只是紧盯着下游的抗联宿营地。
第二天拂晓,浑然不觉的抗联战士整装待发,准备渡河。此时洪水已经淹没渡口,要过河,只能泅渡。关书范命令会游泳的参谋金世峰先下河探路,找到涉水过河的通道后,让妇女团战士先行过河,大部队在后方担任警戒掩护,然后全体过河。金世峰下到河里,开始探路。冷云也带着女战士进入河边的“柳条通”,隐蔽起来。乌斯浑河两岸到处都是柳树丛,当地人叫“柳条通”。这种柳树,通常有手指到擀面杖粗细,三四米高,一簇簇密密匝匝的,沿着河岸铺排开去,下面是没膝的茅草。
金世峰在河里没走多远,就发现河水越来越深、越来越急,根本站不住脚,只好改成游泳强渡,边游边试探水深。双脚却一直够不到河底。大约游过一半的河面,枪炮声忽然在他背后的河岸上响起来。
埋伏多时的日伪军,此时终于弄清眼前这支抗联队伍的规模。熊谷一声令下,攻击开始,轻重武器一起开火,铺天盖地扑向抗联宿营地。然而,抗联战士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并没有因敌人偷袭而措手不及,他们处变不惊,很快组织起反击,边打边撤。日伪军受地形限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包围圈,从而给抗联撤退留下两个缺口:一个是向东北渡河,一个是向西进入柞木岗子密林。
渡河本来就很困难,而且还要处于日伪军的强大火力压制下,渡河只能是背水一战。然而敌众我寡,既无援兵,又无强大火力支撑,渡河的结局将不言而喻。于是,抗联战士选择了向柞木岗子方向突围。他们相互掩护,边打边撤。日伪军依仗着人多火力强的绝对优势,步步紧跟,穷追不舍。敌我间的距离不断缩小,眼看着突围队伍就要被敌人追上了。
万分危急之际,日伪军的侧后方忽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八位女战士开火了。
多年以后,长期致力于抗联将士爱国事迹调查研究的东北烈士纪念馆研究员温野,为了还原这一段悲壮惨烈的历史,带领相关课题组人员,数十年间,千里跋涉,实地调查,寻访当事人,意外得知“八女投江”中第九位烈士金世锋还活着,于是,就找到这位已是七十多岁的“活烈士”,请他讲述八位女英雄如何舍己救战友壮烈殉国的经过。
下面,我们将借助亲历者的叙述和东北抗联军史研究的新成果,大致勾勒出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经过。
金世锋说:“当时,敌人并没有发现河边的女战士们,如果她们继续隐蔽不动,就有机会脱离险境,就有活下来的希望。”[11]
女战士们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被敌人打得节节后退,不由心急如焚。冷云却十分冷静,她果断地把战士们分成三个战斗小组,然后毅然决然地命令道:“同志们,随我一起向敌人开火,把他们引过来,让大部队突围!”
生死关头,八名女战士为了掩护大部队突围,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们,把死的威胁留给了自己,她们没有犹豫,更没有胆怯,一齐把枪口对准了敌人,猛烈地向敌人射出愤怒的子弹。背后突然受到攻击,日伪军以为掉进抗联部队的包围圈,正在被追击的队伍反倒像是诱饵,马上调转方向,向着女战士所在的“柳条通”猛烈开火。趁着敌人改变攻击方向,火力分散,大部队很快摆脱追击,进入密林深处。他们随即发现女战士们还在河边据守战斗,处境十分危险,便迅速组织火力向敌人发起反冲锋,要把女战士接应出来。然而,敌人已抢占了制高点,并用轻重武器控制住山口,接应的战士不仅没杀开一条血路,反而带来严重伤亡。
这些情况被身临绝境的八名女战士看得一清二楚。她们意识到,队伍再这样耗下去,既救不了她们,反而还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危急时刻,八名女战士向着战友们齐声高喊:“快往外冲啊!不要管我们!保住手中枪,就能抗战到底!”
接应的战士再次发起反冲锋,还是没有成功。在敌人强大火力封锁下,根本无法突破到河边,继续与敌人激战下去将使部队失去最后的撤退机会,他们只好忍痛向密林深处撤退。
威胁减轻,日伪军集中火力向女战士们发起疯狂攻击。很快,河边的柳条和枯草都被炮火点燃,硝烟弥漫,笼罩着坚持战斗的女战士。但是,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敌人的火力越来越猛烈,而女战士们的子弹就要打光,冷云扫视一下,见黄桂清负了伤,忙上前为她包扎伤口;郭桂琴也负了伤,杨贵珍正在为她包扎,安顺福和其他几名战士正在用衣服扑打着周围的大火。冷云命令大家,架起负伤的战友,借着浓烟掩护,迅速转移到河边,卧倒在土坡上。
包围的敌人越来越近,女战士们子弹都已经打光,只剩下三枚手榴弹。正面,两侧都是敌人,身后就是激流汹涌的乌斯浑河,但她们都不会游泳,这就意味着她们不是战死就是被俘,冷云看着大家,大家也望着冷云。冷云思索片刻,坚定地说:“战友们,我们是共产党员、抗联战士,宁死也决不做俘虏!现在子弹打光了,只能趟水过河,能过去,找到大部队继续战斗,过不去,宁可死在河里!为抗日救国而死是我们的最大光荣!”
“指导员说得对,我们宁可站着死,也决不跪着生,过河去!”班长胡秀芝坚决响应道。
“对,过河去!”其他六名战士齐声响应。
“我们还有三颗手榴弹,一定要用在节骨眼上,下河去!”冷云把仅剩的三颗手榴弹,给自己留一颗,另外两颗分给安顺福和胡秀芝。
敌人围了上来,群枪齐射,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小战士王慧民的左胸,殷红的血立即染红了她的衣服,冷云急忙上前搀扶,又飞来一颗子弹,打在她的肩膀上,冷云摇晃了一下身子,又站稳住,安顺福和胡秀芝同时把手榴弹投向敌人。敌人吓得卧倒在地,八名女战士在一片爆炸声中向水里走去。
敌人这才看清,令他们胆战心惊的伏兵,竟然是几个抗联女兵,气急败坏,一起冲上来,狂喊着“要抓活的”。
最后一颗手榴弹从冷云手里飞出,在敌人头上炸响。
趁着敌人乱成一团,女战士背起受伤的战友,相互搀扶着,踏进冰冷的河水中。此时的河水虽然有所降落,但仍然是波浪翻滚,水流湍急。河水愤怒地咆哮着,它激起巨大的水花,好像要将这些疲惫不堪的女人吞噬掉。河水淹没了她们的膝盖,又浸没了她们的大腿,越往前走水越深,破烂不堪的衣服被冷冰冰的河水浸泡着黏贴在身上,就像被一层冰包裹着,寒彻骨髓。几位受伤的战士,伤口被冷水刺激着,更加钻心地疼痛,有的几乎无法直身行走,大家便挽着胳膊,互相扶持着。小战士王慧民因失血过多,已奄奄一息,她伏在冷云背上,河水淹到了王慧民的胸部,她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声音微弱地说:“大姐,快把我放下,你赶快走!”
“自打你父亲把你托付给我,我们死活都要在一起!”“大家坚持住,只要趟过这条河就是胜利。”冷云强忍着伤口的疼痛,鼓励着王慧民和姐妹们。
这时,追到河边的敌人已经发现和他们激战多时的几个抗联战士居然都是女人,日军妄图用活命来引诱她们投降,便一边停止了射击,一边大声地喊着:“回来!回到岸上来!只要你们乖乖地投降,活命大大的有!”然而,回答敌人的只有女战士们沉默的背影和滔滔的流水声。
气急败坏的日军大佐熊谷嘶吼着:“打!狠狠地打!统统死啦死啦的有!”日伪军的子弹疯狂地射向八名女战士的身体,有的腿上先中枪,一下子跌倒在水里,马上就被身边的同伴拉起来,同伴又中了枪,于是又一同踉跄着摔倒在浪花里;有的被子弹打中后一边摇晃着,一边艰难地向前挪着步子,再次中枪倒下后,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也要咬牙站起来继续往前挪。……不一会儿,八名身中数枪的女英雄就被翻滚的河水吞没了。殷红的鲜血洇染了奔流不息的浪花,在河中形成一条弯弯曲曲的“丝带”,漂得很远很远……
金世峰游到对岸,他一个人又手无寸铁,只能趴在草丛里,心急如焚却无可奈何地看着对岸的战斗,看着乌斯浑河水吞没了八位女战士。此战之后,金世峰与抗联部队失散。在日伪统治之下,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易名金尚杰,在吉林市郊柳树屯务农为生。温野找到他之前,他对自己在抗联的经历,从未对任何人说过,特别是二十多年前那壮烈的一幕,更是这位老人不愿触碰却永不磨灭的记忆。[12]
国画《八女投江》(创作者:王盛烈,1957年,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四
硝烟已经散去,乌斯浑河的浪涛奔涌不息。八名英勇的女战士用自己的生命阻止了敌人追击远征部队的图谋,为远征部队的突围赢得了宝贵时间。没能过河的第五军第一师的战友们挥泪告别了殒命乌斯浑河的八名女战士,继续在群山密林中与敌人周旋,历经险阻,于11月初,回到了第五军密营根据地。
当年11月4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得到“八女投江”的战报后,当即在日记中写道:“我五军关师长书范于西南远征归抵刁翎,半月前在三家方向拟渡过乌斯浑河,拂晓正渡之际,受日贼河东岸之伏兵袭击。高丽民族解放有深久革命历史之金世峰及妇女冷云(郑××)、杨秀珍等八人,悉行溺江捐躯……乌斯浑河畔牡丹江岸,将来应有烈女标芳。”
这是关于“八女投江”的最早文字记载,清楚地标明战斗的地点和牺牲人数,据此也可以推算出战斗发生的时间当在1938年10月20日。
女英雄的身后事,胡真一有比较详细的述说。八名女战士没有归队,第五军军长柴世荣很关心,派出一支20多人的小分队前去寻找,妇女团的第一大队队长王玉环(后与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崔庸健结婚,崔庸健曾担任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副主席、人民军次帅)和班长胡真一也随同来到乌斯浑河渡口,“我们就从路口下车了,顺着河上走,走着走着,柳树毛子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就拿棍子扒那个地方,里面是个包,是我们抗联妇女同志背的包,包里有老百姓给的两三根萝卜,还有炒面。之后再仔细地找,向下又走了几里路,最后这八个女的,都是被柳树毛子挡住了,没冲远,都找到了。后来告诉柴世荣……他有点不放心……他又从前刁翎回来了,回来就到那儿看。我和王玉环,还有几个同志,就把这八个尸体在那河边上摆着,她们的衣服都没烂,还是整整齐齐的……这样看了以后,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是亲密战友,都是在一起的,柴世荣也很难过的……所以又留了半天挖了几个坑,就把这八个女的埋了。我们回来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就找到县里边……跟依兰县那个副主任说了一下,我说那边有几个女的,你们将来要很好地把她们埋一埋。后来我们都想要修个纪念堂,把她们的名字都写出来,把她们投江的这个勇敢劲儿写出来。这里面还有几个人我记不住,有两个是朝鲜的,还有一个内蒙的,这蒙古人按年龄也到五十岁了,她也很坚强的,她个子大,打仗也很勇敢。”[13]
本应最关心八位女战士的关书范师长,却没有重返乌斯浑河畔。据胡真一说,关书范已经死了。这就不得不提及在抗联第二路军战史上所发生的一起重大叛变事件。按说作为师长的关书范应该受到八名女战士英勇事迹的激励,更加顽强地进行抗日斗争。谁知关书范却吓破了胆,此后经常在部队中散布悲观失望情绪和假投降理论,受到周保中严厉批评后,仍不思悔改,私自下山,径赴佳木斯与伪三江省“讨伐军”司令部,会商所谓“假投降”事宜。当他穿着一身日军军装回到密营,对柴世荣进行劝降。柴军长不为所动,即向周保中告发。周保中勃然大怒,急令按照此前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的会议决定:立即开除关书范党籍,撤销其师长职务,就地处以死刑。并公布其罪状,通报全军。
英雄舍命救下的首长转眼成为令人唾弃的叛徒,固然令人唏嘘不已,但关书范叛变毕竟只是他的个人行为,丝毫无损于气贯长虹光照日月的女英雄。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八女投江”只是作为一个英雄集体为人们所赞颂,对于她们,除了冷云,人们知之甚少。这与斗争形势恶化不无关系,日伪军不断加强的“大讨伐”,令抗联武装损失惨重,大多数根据地丢失了,许多部队打光了,众多英雄将士牺牲了……到了1940年,东北抗日联军只剩下1800余人,不得不暂栖异国卧薪尝胆徐图东山再起,更多的失散人员不得不隐姓埋名东奔西走。“十年生死两茫,不思量,自难忘。”然而,崇尚烈士英雄的中华民族、珍视自己苦难而又辉煌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注定不会让她们的英名湮没于历史长河中。
1948年秋,东北全境解放,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编剧颜一烟,开始创作反映东北抗联的电影剧本,核心故事就是她听人讲述的“八女投江”。她首先找到抗联老领导冯仲云,说准备写“八女投江”,冯仲云立刻说:“太值得一写了!”冯仲云不是“八女投江”的直接见证人,他给颜一烟写了介绍信,帮她联系更多的抗联干部战士接受采访。颜一烟写完剧本初稿,有些顾虑。由于创作的需要,剧本中的“八女投江”是真实的,但“八女”除了冷云,她所知甚少,只能移花接木地把很多抗联女战士的故事搬到她们身上。剧本定名《中华女儿》,交给冯仲云审阅,冯仲云非常肯定地说:“你这样写,虽然对八位女英雄来说不是真人真事,可是对整个抗联来说,就是真人真事,因为你表现了当时抗联的真实。”[14]
《中华女儿》公映后大获成功,影片首次塑造了“八女”的银幕形象,实际上是借她们展现中华儿女在面对强敌侵略时的不屈和英勇,感人至深。“八女投江”的故事也随着这部电影传遍中国乃至世界。这部电影获得了1950年卡罗维发利第五届国际电影节自由斗争奖。其后以“八女投江”英雄事迹为题材的国画、连环画、诗歌等文艺作品层出不穷。1957年,为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美术展,著名美术教育家、当代现实主义中国画大师王盛烈教授创作的国画《八女投江》,轰动了中国美术界,成为现实主义艺术的经典作品,现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此外,“八女投江”的英雄事迹还被编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语文教科书。
艺术的真实并不等于历史的真实。一些专业历史研究人员如温野等人和一些民间抗联史爱好者如林口县原县政协主席于春芳等人,经过数十年坚持不懈地调查考证,终于弄清楚八位女英雄的姓名、年龄、籍贯、从军过程、牺牲时间,并得到历史学家的认同。迷雾廓清,不仅使烈士的英名光标史册,也让她们的遗属解开多年的心结。
随着寻访人员的到来,冷云的哥哥郑殿臣这才知道“八女投江”的冷指导员就是自己的妹妹郑致民,不由得老泪纵横。多年来,郑家一直背着“逃婚”的恶名,遭人耻笑,抬不起头,现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当年杨贵珍离家出走,家里人也不知道她的去向,当温野找到了杨贵珍的父亲杨景春,他才知道自己的女儿加入了抗联,是“八女投江”的英雄之一。老人说,她死得值,有骨气!
1938年7月,冯文礼与未婚妻郭桂琴分别后,在接下来的战斗中与抗联部队失散,也与郭桂琴失去联系,更不知道她已经牺牲。他曾苦苦寻找心上人多年,并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直到2003年,在一次抗联老战士的联谊活动上,冯文礼见到了周保中当年的警卫员,这才得知郭桂琴也是“八女投江”的女英雄之一。
在2008年10月20日举行的“八女投江”七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请来一位特殊的纪念者,就是冯文礼。那年冯文礼已经87岁,站在乌斯浑河岸边,凝望远去的河水,满眼含泪,低声嗫嚅:“70年了,70年了……”[15]
冯文礼的出现,也为再现女英雄音容笑貌提供了契机。由于他和郭桂琴的关系,对妇女团的许多人都很熟悉,是在世的抗联老战士中唯一见过所有“八女”的人。此前,除了冷云还有几幅遗照存世,其他七人都是绘画的肖像。冯文礼看了这些画像后说,除了郭桂琴的眼睛有一点儿像,哪个都不像。于是在他的帮助下,通过照片比对,再请公安部门的专家绘成肖像。工作人员把没有标明身份的肖像拿给杨贵珍的弟弟杨玉林辨认,他一下子从中找出了杨贵珍。七十多年后重新看到姐姐的容貌,让他不禁泪流满面:“我姐姐牺牲时才18岁啊。”[16]这套“七女”画像加上冷云的照片,描绘出了“八女投江”最接近真人的形象,各地纪念馆中“八女投江”的相关展陈,基本上也采用了这些画像。
八名女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她们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大的冷云和安顺福23岁,最小的王惠民13岁,八个人平均年龄还不到20岁。可是,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危急时刻,她们没有退缩、没有恐惧,弹尽援绝时,也决不贪生怕死,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八女投江”的悲壮乐章。
英雄赴国难,浩气永长存。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历程中,无数年轻的英雄战士们用生命演绎了壮丽的悲歌,“八女投江”的悲壮事迹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它生动地体现了中华儿女为民族解放事业敢于与外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长期以来,一直鼓舞、激励着后人。
1982年10月,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林口县人民政府在乌斯浑河畔建立“八女投江纪念碑”。纪念碑正面是抗联老战士陈雷的题词:“八女英魂光照千秋。”碑文铭刻着八名女战士的英名和她们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1995年春,中共林口县委、县政府对原“八女投江纪念碑”进行了重建。
1984年,中共牡丹江市委、市政府决定在牡丹江市江滨公园建立“八女投江英烈群雕”。群雕由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张德华、司徒兆光设计,四川美术学院采用花岗岩石材料雕凿,于1988年8月1日正式落成,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亲笔题写了“八女投江”四个大字。1986年9月7日,牡丹江市举行“八女投江纪念碑”奠基典礼。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为工程奠基题词:“八女英灵永垂不朽!”
2009年9月14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八女投江”的烈士们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云山苍苍,河水泱泱。八女之风,山高水长!
血与火的历史烟云已经随岁月消逝,但消逝的岁月带不走那一个个熟悉的姓名,如今静静流淌的乌斯浑河还在倒映着一个个鲜活的身影,她们如穿越时空的星星,总是闪耀在这天地之间!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如星星般闪耀的名字!她们是:指导员冷云,班长胡秀芝、杨贵珍,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和被服厂厂长安顺福。
参考文献
[1][2]冯仲云.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24,54,62,64.《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大事年表[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10801096.
[3]高代红.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妇女团的抗日斗争[J].中共黑龙江省委史志研究室.世纪桥,1998(1):38.
[4][5][6][7][10][13]胡真一口述,姜宝才采访,赵亮整理.“对日本鬼子我恨,也有家仇也有国恨”——“八女投江”的见证人胡真一.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00112.
[8]史义存.东北抗联中的女战士[J].党史博览,2014(1):3.
[9]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M]:(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832,833.
[11][12][14][15][16]闵智.抗战史回眸之八女投江:最大的23岁最小年仅13岁[N/OL].北京日报,新华网,20151825[20150825].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8/25/c_12816261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