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彝海,即彝海子,原名鱼海子,因湖中盛产细鳞鱼而得名,也叫袁居海子,当地彝语叫“乌勒苏泊”。彝海地处安宁河上游,位于冕宁县城以北47公里的草坪山上,海拔2280米,属高山深水湖泊,形成于早全新世,距今已有一万五千年,是在泥石流洪积扇上,因丰富的地下水补给多期发育而成。海子呈元宝形,南大北小,南端有出水口,四周不见进水。面积1平方公里,平均水深9.8米,最深处15米,常年蓄水135.3万立方米。
从山顶俯看,彝海宛如一颗镶嵌在群山之间熠熠生辉的蓝宝石,层峦围护,披绿拥翠,湖水一碧如洗,湖畔绿草如茵。世代聚居于此的彝族人民更是视彝海为圣湖,而他们剽捍的民风、豪爽的气度、奇异的服饰、能歌善舞……又为彝海增添几分诱人的魅力。
彝海湖名较新,就面积而言,也没有与之同属雅砻江水系泸沽湖那样的万顷碧波,甚至也没有与它同处安宁河流域邛海那样的浩渺烟波。但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随着1935年5月22日,一位被四川人称之为“飞龙下凡”的红军将领带兵来到这里,这个“养在深闺人不识”的高原海子从此声名鹊起。
1935年5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一部,在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率领下,巧妙攻占并控制了皎平渡口,为全军北上打开一条通道。九天九夜,刘伯承坚守在岸边的大石上,指挥上万红军安全渡过金沙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来到渡口,刘伯承满怀胜利的喜悦迎上去。毛泽东笑道:“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同志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么能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1]
“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透出了四川人对刘伯承的崇敬,也表达出毛泽东对这位具有非凡韬略将领的高度信任。
红军巧渡金沙江,取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然而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对辗转腾挪于山穷水复地带的红军而言,不啻是悬在头顶的利剑,稍有不慎,就能带来灭顶之灾。飞抵昆明坐镇指挥的蒋介石连发数电,号令各部要在大渡河一线会歼红军:“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2]在蒋介石看来,彝人区一向是汉人的畏途,只要红军进入大凉山,必陷绝境,寸步难行,全军覆灭势所必然。
中共中央在会理召开的会议上,明确了中央红军下一步行动计划:向北前进,穿过彝族聚居区,抢渡大渡河,实现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同时派出由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军委工兵连和无线电台组成的先遣队,进行战略侦察,为红军主力开路。刘伯承再次被毛泽东委以重任,要他和聂荣臻分别兼任先遣队的司令员和政委。另外指令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肖华和副部长兼巡视团主任冯文彬带领一支工作队,随同先遣队进行部队的政治工件和沿途的群众工作。
先遣队出发之前,毛泽东嘱咐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去打仗,而是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3]
中革军委也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向各部下达《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地关连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4]
先遣队兵锋直指德昌,刘伯承修书一封给驻守此地的川军旅长许剑霜,要他不要与红军为敌,让开一条道让红军通过。对于昔日的老长官,许剑霜尚存敬畏之心,或许自料实力难与红军抗衡,索性作个顺水人情。红一团进抵德昌城下,守城的川军打了几枪便自行撤退,红军兵不血刃进入德昌。消息传出后,驻守西昌的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瑭如临大敌,筑起三道防线,还把靠近城墙的商铺和民房焚为灰烬。而红军避实就虚,绕过西昌城。5月20日,红军先遣队北上进入泸沽县城。
从泸沽北去大渡河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大路,从越嶲(今越西)到大树堡,对岸是富林,渡河后直通成都;另一条是山区小路,经冕宁、大桥、拖乌,通过彝民聚居区,到达安顺场。
当晚,刘伯承和聂荣臻听取侦察组汇报两条行军路线的里程、敌情、民情和给养情况。随后听取了中共冕宁地下党派来的李祥云等人的汇报。搞清敌情,刘伯承胸有成竹:“敌人显然判断我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军主力,不易成功。是否建议军委改变一下行军路线,走冕定、安顺场这条小路。不过这条路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彝族分黑彝白彝,黑彝是纯粹的彝人血统,白彝是彝汉混血儿,他们内部有矛盾,但生产落后,生活水平都很低。主要矛盾是与汉人的矛盾。由于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对汉人猜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聂荣臻深表赞同:“不管他白彝黑彝,我们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我们建议军委改走小路吧。让左权、刘亚楼带第五团往越嶲方向佯动,迷惑敌人。”[5]
刘伯承立即起草《侦察报告》,交由电台发出,然而中革军委处于行军状态,取系不上,到了第二天中午,队伍整装待发,还是联系不上。刘伯承与聂荣臻商议,让部队先出发,到冕宁后再与上级联系。
出发前,刘伯承对全体官兵约法三章:“今天我们到冕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统治者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区了。有一种传说,《三国演义》上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至今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德总司令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6]
5月20日晚九时,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先遣队进入冕宁县城。中共冕宁地下党在陈野苹、廖志高等人领导下,广泛发动民众迎接红军,“满街点着挂着红灯,写着‘欢迎’的字样。休息一下,无数的群众都围拢来了,拿着茶壶、茶杯,和蔼地叫着‘先生吃茶’。有的拿着点心、糖,请我们的战士吃……到冕宁城,霹雳啪啪一阵爆竹声,只见满街挂着红旗,贴着红绿的标语,写着‘欢迎为民谋利益的红军’‘拥护共产党’‘红军万岁’等口号。”[7]
为了不扰民,红军不入民宅,就在街道上露宿。先遣队司令部设在城内一座天主教教堂里。聂荣臻召集神职人员,向他们说明共产党和红军保护宗教,并用法语与五位法国修女交谈,劝她们不要惊慌。修女对被国民党称之为“赤匪首领”的人能讲一口流利法语非常惊讶。
当时,彝族地区的每一个家支,都被迫摊派名额(人质)到冕宁县城坐牢,万一其属地出事,就拿这些人质是问。这是从清朝沿袭下来的“换班坐质”制度。红军随即在县衙查抄出彝族首领被迫签署的“换班坐质”文书,当众加以烧毁,并宣布从此废除这一民族压迫的恶政。红军打开牢房,放出被当做人质关押的彝族首领。刘伯承和聂荣臻设宴,为这些首领压惊,推杯换盏之际,向他们讲解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当时彝汉民族矛盾很深,我们又共同向汉族同胞作了宣传解释。没想到第二天起来,释放的彝族首领全跑了。伯承说,为今之计,只有争取愿意协助我们的彝族部落了。”[8]
5月21日上午,终于和军委电台联系上。中革军委完全同意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红军主力改由冕宁、安顺场北进。当日,朱德向各部队发出改道的命令,并指示红军先遣队于5月24日前控制安顺场渡口。
在进入彝民区之前,在部队中广泛进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教育,并准备请通司(翻译)和彝民首领谈判沟通。刘伯承向冕宁地下党提出:“能不能找一个人,最好是石达开部队的后人,还要与彝族有良好的关系。地下党委说,我们有一个人具备这两个条件,除了你提出的两个条件,他还是地下党员,这个人叫陈志喜。”[9]陈志喜在彝、汉杂居的大桥驿(今大桥镇)做生意,会说一口流利的彝语,与果基家的首领小叶丹和罗洪家的首领罗洪作一关系都很好。
群众工作队四下张贴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是这样写的: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
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
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
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10]
布告为陆定一受命撰写的,六字一句,通俗简明,易记易传。布告深刻揭露了四川军阀的罪恶,准确扼要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宗旨、任务、政策、纪律,起了十分重要的宣传作用。广大彝族群众正是通过这一布告而了解到共产党和红军。这一布告首次使用“红军万里长征”这一具有光辉历史意义的特定用语。如今这张布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二
各项准备工作就绪,红军先遣队于5月22日离开冕宁来到大桥镇。刘伯承立即去见陈志喜,“陈志喜开酒店,和彝族人有着良好的关系。通过了解情况,我父亲知道,当地有三个部落,一个是罗洪部落,一个是倮伍部落,还有一个小叶丹所在的部落。国民党在这里治理彝区,主要靠比较大的部落,就是罗洪部落,当时国民党有一个叫邓秀廷的管理事务的官员,他主要在罗洪部落住着。讲了这个情况,父亲分析了整个部落的情况,他认为我们要做小叶丹的工作,因为小叶丹所占领的地区正好通向大渡河,虽然比较小,但是地理位置非常好。他就让陈志喜上山去跟小叶丹联系。”[11]
先遣队由大桥出发,经额鸡、俄瓦、园包包到俄瓦垭口,这一带是彝汉杂居区,再从俄瓦垭口经一碗水、海子边、北沙村到喇嘛房,便进入拖乌彝族聚居区。
肖华和冯文彬带着工作队随同前卫连率先进入彝民区。一路上,只见高峰入云,山路崎岖,山谷里林木繁茂,杂草丛生,地上铺满厚厚的腐叶,山涧溪流上往往架着一根独木,湿滑难行。大山里的气候多变,说下雨就下雨,雨后雾岚弥漫,平添几分诡秘恐怖的气氛。
前卫连进入彝民区没多远,就遇见数十个赤身裸体的男女,他们自称是小商人。向导则说:“县政府和刘文辉对待‘倮倮’很凶,要抽他们的捐,每年叫‘倮倮’送牛及羊、骡子,到县政府去进贡,常常把他们头子捉去坐牢,冕宁城里就关了有百多个。不卖东西给他们,有时捉去杀掉几个,表示威胁。”[12]前两天,听说红军来了,冕宁县长钟伯琴急忙纠合住在县城的川康边军防团长李德吾和处长邱维刚领着亲信卫队和民团,裹胁着被当作人质关押的果基、罗洪、倮伍三家头人22人,弃城北逃雅安。刚到冕宁的冶勒,就被三家彝人武装缴了械,人质被救,李德吾、邱维刚被打死。刚才见到的那些人就是冕宁县政府的官员和他们的家眷,是被彝人缴了枪后释放的。
队伍继续翻山越岭。前卫连进入到彝民区30多里的谷麻子地,被聚集的彝民挡住去路。人声嘈杂,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四下里都是“呜呼”“呜呼”的大喊声。肖华和冯文彬带着通司去做工作,沟通一个多小时,结果他们说:“娃娃“(即白彝,黑彝的奴隶)们,要点钱让你们通过。给了200块银元,众人一哄而散。这些彝民前脚走,后面又围上来一群彝民,他们说,刚才的钱是给罗洪家的,我们果基家,娃子也要给他们点钱。看着彝人衣不遮体,官兵十分同情,只好再给200块银元。正在宣传交涉当中,后面传来“啪啪”的枪声,不多时后卫来报,说走在后面的工兵连被一群彝民包围了。
且说连长王耀南、指导员罗荣带着工兵连跟在主力后面,架桥修路。发现山涧上独木桥都被拆毁,水中的石墩也被移开,不得不边走路边砍树架桥。刚走进俄瓦拉山垭口,就发现掉队了。王耀南把大家集中起来,向着大部队的方向前进。来到一处山谷,突然远处传来几声枪响,“呜呼”声四起,一群彝民拿着枪、长矛、弓箭呼啸而至,把工兵连包围起来。大家不停地向彝民解释。可他们好像一句也听不懂。彝民越聚越多,开始抢夺红军的武器和架桥器材,后来又扒他们身上的衣服。王耀南一气之下,拔出手枪,打开枪机,战士们也全都拉开枪栓准备反击。猛然间,王耀南想起党的政策、红军的纪律和上级首长的命令。这时那边衣服被扒得精光的罗荣,大声喊道:“总部命令,不准开枪!”光着身子的工兵连只好沿原路返回。“回来的路上,有些战士听了些玩笑话,心中更加不是滋味,埋怨情绪比较大,有些干部也想不通。”[13]
毛泽东得知此事,表扬了工兵连忍辱负重坚决执行纪律,还和工兵连的官兵打趣道:“到了人家倮倮国,你们也算入乡随俗嘛。”[14]
工兵连情况不明,随军工作队还在不停地向果基家彝民做工作,要通司大声向他们说明红军同国民党军队不同,红军不是来抢劫、杀害彝民的,只是借道北上,并且不在此地住宿,彝民要“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你们的刘文辉,打汉人的财主,分财主的衣服粮食。”[15]可是彝民还是挥动刀枪,高声大喊不许走。眼看交涉不下去。前面山谷入口处,几匹骡马飞奔而来,打头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大个子彝人,脸色微黑,身披麻布。显然是个头人,喧闹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通司介绍此人就是果基家首领小叶丹的四叔。
肖华和冯文彬上前,同小叶丹四叔说话。向他表明红军是替被压迫人打天下的,来到此地并不打扰彝族同胞,只是借路北上。根据彝人重义气的特点,又告诉他,“红军刘司令亲率大批人马北征,路过此地,愿与彝民首领结为兄弟。”[16]
小叶丹的四叔将信将疑,可是他看看四下里红军纪律严明,不像国民党军那样冲进村寨就烧杀抢掠,不由打消疑惑,特别听说红军刘司令愿与彝族首领结为兄弟,更加高兴,便答应去把小叶丹带来与红军说话。
很快,小叶丹四叔领着一个高大的彝族汉子来到红军队伍前,只见这个彝族汉子打着赤膊,赤足,披散着头发,左右后面跟着十几个背着梭标的彝族青年。彝族汉子自我介绍道:“我就是沽鸡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的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
小叶丹全名果基叶丹,彝族盛行父子连名制,小叶丹的全名应为果基·木吉·叶丹。果基是家支名称,木吉是父名,叶丹是本名。为了与同名的‘叶丹’相区别,便加一“小“字。在一般情况下,称呼‘果基叶丹“即可。果基家系凉山彝族两个始祖之一的曲涅后裔,原居凉山腹地普雄一带,1900年辗转迁徒到冕宁彝海白沙村,为凉山地区最大的家支之一。所谓”家支“,为凉山彝族奴隶制度下一种父系血缘集团组织。当时,凉山彝族地区约有100多个互不相属、各有固定地域的黑彝家支,实际起着政权作用,有“老虎靠牙齿、老鹰靠爪子、彝人靠家支”之说。家支内有大小头人,按习惯法处理内外事务。小叶丹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兄弟六人,他排行第四,性情倔强、豪爽、善交际、讲义气,熟悉习惯法和典故,能言善辩,在冕宁一带的彝民中有相当的影响力。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如今在州政府工作,讲起爷爷的故事如数家珍:“被解救出来的人质回来向爷爷讲述了红军的民族政策,爷爷看到红军衣着朴素,不拿群众东西,便愿意进一步接触……爷爷派出代表和萧华等人交谈,红军阐释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政策,还提出刘伯承司令愿与他结为兄弟。爷爷便决定与红军相见,而后歃血结盟。”[17]
果基家的首领愿与红军结盟修好,正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肖华立即去向刘伯承和聂荣臻汇报,冯文彬等人陪同小叶丹在后面跟着走。
肖华返回大部队,向刘伯承和聂荣臻汇报与小叶丹谈判的情况。两位领导正在为前进受堵而发愁,得知谈判顺利,不由喜出望外。稍事准备,刘伯承便策马去见小叶丹。
小叶丹在冯文彬的陪同下,翻过一个山垭,经过一处森林,来到红军队伍前,见担任警戒的战士手持上着雪亮刺刀的长枪,小叶丹不由起了疑心,不愿再走了。经过解释,他还是沿山而行,不肯走大道。穿过森林,来到一处山间平坝,一个清水池塘出现在眼前,小叶丹说这就是鱼海子边。刘伯承已经等候在此,见小叶丹来了,便迎了上来。
“联系的过程中,我父亲(刘伯承)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工作,把红军最漂亮的小伙子找出来,然后穿上新军衣,带上德国枪。”[18]
小叶丹见刘司令身材魁伟,面容慈祥,跟着的几十个红军衣着整齐、武器铮亮,不由地心生敬意,忙摘下头上的牛黑帕子,要行叩头大礼。刘伯承上前一把扶住:“我们是红军,同你们是平等的,不兴这个。”小叶丹意犹未甘,改行拱手鞠躬之礼。
两人在海子边的石头上坐下来。小叶丹问:“你就是刘司令?”刘伯承点点头:“我就是红军先遣队的司令员刘伯承。”小叶丹非常高兴,解释说,“今天在后面打你们的不是我们果基家的,是罗洪家的人。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司令员结义为兄弟。”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要共同对付镇压你们的反动政府和军阀。”小叶丹向刘伯承提出:“你既然要同我结盟,那就得按我们彝民的规矩办事,喝鸡血酒。”刘伯承一口答应了。
小叶丹让人从村中捉来一只大红公鸡,毕摩(巫师)兼管家沙马尔各又用碗在海子里舀起一碗清水,一手拿鸡,一手拿刀,口里念念有词:“某年某月,司令员、小叶丹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以后如有反复时,同此鸡一样地死。”念完,把鸡头一斩,鸡血淋滴在清水碗里,随即分成两碗,摆在两人面前。不用香烛,主宰这个盟誓是兄弟民族团结的赤诚。
海子里的水明镜般清澈,倒映着苍翠的松林,清风吹拂,微波涟漪,似乎在为这一跨越千古的结盟唱着赞歌。
刘伯承和小叶丹并排跪下,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湖水,小叶丹请刘伯承先喝。按照彝族风俗,先喝者为大哥,兄弟就应服从大哥。刘伯承高高举起大碗,大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把“血酒”一饮而尽。小叶丹也举起大碗,大声发誓:“我小叶丹于今日同司令员结为兄弟,愿同生死,如有不守此事,同此鸡一样死。”说罢也把“血酒”一饮而尽。
结盟圆满告成,夕阳把海子里的水映得通红。
虽然小叶丹愿意护送红军通过彝族区,但彝族区有一百多里路,要用一天时间才能通过。聂荣臻和刘伯承商量:“虽然与果基家已达成协议,但还有别的部落,糊里糊涂地往里乱闯,太危险。伯承同意我的意见,最后决定不走,不仅不走,走到前面的队伍还命令他们跟我们一起。像当年司马懿似的,来一个‘倒退三十里’,又回到了一个叫大桥的地方。”[19]
刘伯承请小叶丹到大桥镇赴晚宴,小叶丹愉快地接受邀请,并带着数十位家支头人偕同前往。
也就在当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红一军团进入冕宁县城,宣布以陈野苹为主任的冕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并迅速成立抗捐军。毛泽东在红军总司令部驻地(一座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宅院)接见彝族代表果基达列。这位彝族代表能说流利的汉语,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地理民情和各家支首领的情况。毛泽东向果基达列讲解党的民族政策,表示将来红军打败反动派后,一定帮助彝族人民解除一切外来欺压,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毛泽东又让人准备了相当丰厚的礼物,让果基达列带回去,请他联系并转赠果基小叶丹、果基洛威子、罗洪作一、罗洪点四位家支首领。
接到刘伯承与小叶丹结盟的报告,毛泽东欣然回复同意。
款待小叶丹一行的晚宴在大桥镇一个保长的宅院中举行,先遣队司令部也设在这里。
彝族人善酿嗜饮,待客也以酒为主,彝族谚语:“汉人贵在茶,彝人贵在酒”“有酒便是宴,无酒杀猪宰羊不成席”。熟悉彝人风俗的刘伯承,派人把大桥镇上的酒全都买来,又按价付钱收下群众送的猪羊肉,宴请小叶丹等客人。
大家说说笑笑,非常高兴,“这些酒量如海的客人也只不是微有醉意”。[20]小叶丹趁兴对刘伯承说,明天他要果基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红军过境。罗洪家的人抢了你们的东西,“明天罗洪家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打到村子里,把全村都烧光他!”[21]他这种义气是真诚的,他们两个部落有宿怨,也想借助红军的力量出口气。刘伯承向他解释:“穷人不打穷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彝族内部要团结,我们要共同对付镇压你们的反动政府和军阀。”随后,刘伯承把一面红旗赠给小叶丹,上书:“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并当场写了委任状,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他的弟弟古基尔拉为副支队长。小叶丹喜形于色。刘伯承又给他讲了一些革命道理,这个纯朴的彝族汉子把刘伯承的话牢记在心。
“为了进一步做好民族团结的工作,(刘伯承)又与小叶丹、还有罗洪部落首领罗洪作一以及通司陈志喜等喝了一次鸡血酒。”[22]刘伯承派人买了一只白母鸡和酒,邀请沙马尔各和毕摩沙马在海子边主持仪式,再饮鸡血酒,庄重表明心意。大家频频举杯,共祝彝海结盟成功。席间,刘伯承和聂荣臻又做工作,劝彝胞不要打冤家,不要自相残杀,彝胞自己要团结,还要同汉族穷人团结。刘伯承伸出手比划道:“一个指头没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大家一起闹革命,共同对付穷人的敌人国民党反动派。”小叶丹深受启发,当即表示,他要组织起果基部落,像红军一样为穷人打天下。罗洪作一也表示,明天一早就让部众把今天抢去的东西全部归还给红军。
当晚小叶丹一行就住在先遣队司令部里。
第二天早饭后,先遣队再次进入彝民区。小叶丹由冯文彬等人陪同,走在队伍的前头。当他们爬上一个山垭时,见十多个果基家的彝民拿着红旗背着长枪,大声发出“呜呼”‘呜呼’表示欢迎。结盟的消息已在彝民区传开,彝民相信红军司令员和他们首领结盟是真诚的,红军是他们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们把红军迎进村口,排好队“每个都拿着枪镖,打着赤膊,赤足围着麻布毯子,见了我们,大家都笑迷迷地站起来,来看我们的队伍,他们今天见了我们的时候,已同昨天完全不同了,好像已经是自己的人一样了。老的小的年青的,都笑嘻嘻地来接近我们,不像昨天那样害怕我们了。”[23]
有的官兵们给彝民送鞋子、送毛巾,彝民欢呼雀跃,民族团结气氛非常热烈。
红军队伍过了村庄,刘伯承和聂荣臻赶上来,小叶丹依依不舍地对刘伯承说:“我不能再走了,前面不是我管的地方了,我派四个人送你们到前面的村寨,我派二十人到红军学习军事,学会了回来打刘文辉。”刘伯承说:“后面红军大队还很多,拜托你一定把全部红军安全送过彝区。红军走后,你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临别之际,送你一点薄礼。”说着,警卫员抬来十支擦得油亮的步枪和弹药。小叶丹大为感动,执意把他骑坐的一匹大黑骡子送给刘伯承。红军留下参谋丁伯霖作为后续部队的联络员。
红军先遣队在沙马尔各、沙马巴黑、果基子达、果基特达四位向导的带领下继续前进,一路经过雀儿窝、拖乌、鲁坝、铁寨子等地,经过向导交涉,都能顺利通过,“一个村庄交换一个‘倮倮’带路,真好像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乡政府一样”[24]。一直护送到筲箕湾,再由果基阿支送到岔罗,出了彝族区,直抵安顺场。
小叶丹忠实执行了刘伯承的嘱托,把彝民组织起来,护送红军大部队过境,他日夜奔忙,往返于大桥镇和筲箕湾,七天七夜,红军队伍一路畅行,胜利通过了彝民区,使蒋介石关于红军必将陷于凉山绝境的梦想彻底破灭。
数日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顺利到达安顺场。毛泽东特意向刘伯承敬酒表示祝贺。周恩来说:“你们走了以后,大部队经过彝族地区时,约达拿着你们给他的旗,护送红军部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你们简直把彝族地区赤化了。”毛主席问刘伯承:“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把孟获说服了,你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把约达说服了呢?”刘伯承回答:“我们靠的是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是重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结果。”[25]
一年后,陈云假托国民党被俘军医廉臣之名在巴黎的《全民月刊》上发文,第一次在世界上公开宣传红军长征,其中写道:“经过歃血为盟后,‘沽鸡’一部彝民非但不打红军,而反被红军收编作‘红军游击支队’,而与红军引路及招抚‘阿越’‘罗洪’等10余部落。此后,红军全部过此彝民山时,彝民则牵牛羊欢迎红军于道旁。红军则以皮衣、旧枪、盐、布送彝民。故而当时我等日夜恐惧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过。”[26]
三
红军走后,许多彝民为了纪念红军,把当年出生的孩子取名为“红军子”或“红军姆”(即“红军女”)之意,把红军留下物品都珍藏起来。
红军果基支队举起刘伯承授予的军旗,在一位留在彝区养伤红军团政委的帮助下,与罗洪、洛伍家实现了联合,组织起1000多人的武装,与国民党军进行长达五年的游击战,多次打击国民党派到这一带的军队。1941年,国民党委任的“彝务指挥官”邓廷秀在反动军阀的指使下,挑拨离间,分化了三个家支的联盟,镇压了彝族革命,抓走了红军政委。小叶丹家族倾家荡产,凑了一千五百块大洋把人赎了回来。
枪被缴了,队伍被反动武装打散,但任凭敌人威逼利诱,果基支队的彝族战士也严守红军旗的机密。小叶丹把这面旗帜珍藏在背兜下面特制的夹层里,随身四处转移。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小叶丹对妻子倮伍伍加嫫和弟弟果基尔拉说:“只有共产党和红军把彝人当人看,刘伯承这样的大人物是守信用的,我死了以后,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你们要告诉刘司令,我们彝人相信的是共产党和红军。”
1942年6月18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小叶丹被反动军阀收买的部族武装伏击身亡,年仅48岁。
邓廷秀仍不放过果基家人,国民党士兵时常冲到小叶丹家里搜查,如狼似虎,翻箱倒柜。倮伍伍加嫫是一位深明大义、坚韧勇敢的彝家妇女,她把红军旗缝进自己百褶裙的夹层里。敌人找不到红旗,不断敲诈勒索,果基家人过得非常艰难。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18兵团62军184师准备挥师南下,解放西昌之际,政委梁文英等师领导接受了一项特别的任务:“由于果基小叶丹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我们接受进军西昌任务时,西南军区刘伯承司令员就嘱咐我们到西昌后要很快找到果基小叶丹,人民政府已决定要他参加将要成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并要求找到他后,立即请他前往重庆。”[27]遗憾的是小叶丹没能等到这一天。
刘伯承曾对时任西康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的廖志高说:“‘彝海结盟’是报告中央决定的,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所以‘彝海结盟’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28]这既表明小叶丹对红军长征贡献很大,也显示出刘伯承始终不忘这位义结金兰的少数民族兄弟。
冕宁解放后,倮伍伍加嫫取出贴身珍藏的红军军旗,献给了人民政府,此时距离彝海结盟已经过去了近15年。这面红旗至今仍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2009年,小叶丹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他为中国革命立下的不朽功勋永远为各族人民缅怀。
1956年,在破除旧社会的民族歧视称谓期间,彝族派代表进京。毛泽东主席感念彝族人民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提出建议:由于“夷族”之称带有贬义(蛮夷),将“夷”改为“彝”,意为房子(彑)下面有“米”有“丝”、有吃有穿,象征兴旺发达。此后,“夷族”便改称为“彝族”。[29]
彝海结盟谱写了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不朽篇章,堪称千秋佳话。如今,80多年过去了,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彝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08国道从镇边经过,去成都5个小时左右,去冕宁县城几十分钟。
彝海所在的冕宁县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北端。东临越西、喜德、西连盐源、木里和甘孜州的九龙县,南与西昌接壤,北与石棉县毗邻。人口38万余人,由彝、汉、藏、回等二十个少数民族组成。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全县各族人民继往开来,艰苦奋斗,经济建设加快发展,社会事业突飞猛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冕宁地区冬暖夏凉,气候宜人,雨量充沛,物产丰富,是国家商品粮基地和四川省粮油基地。这里交通便捷,资源富集,稀土储量位居全国第二,其质量居第一。举世闻名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就坐落在这一革命胜地。
冕宁境内山川秀美、风景幽丽,既有安宁河平原的田园景色,又有雅砻江雄奇险峻的高山峡谷和浑然天成的锦屏奇观;既有烟波浩渺的宁源湖(大桥水库),又有古木葱郁、山花烂漫、清澈如镜的彝海……一道道亮丽风景,让人流连忘返。
如今,到彝海结盟地来参观学习、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结盟纪念碑、结盟石、结盟取水点更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见证,也成为人们常温常新的红色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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