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外的文学视域里,人们常把湖泊称作“天上遗落的明珠”“大地的眼睛”。在我国东部浙江省的大地上就镶嵌了不少这样的“明珠”“眼睛”,其中以嘉兴南湖、绍兴东湖和杭州西湖最为著名。
一
南湖因坐落于嘉兴城南而得名。南湖原名滮湖、马场湖,又名东湖。嘉兴城西南有西南湖,因与东湖相连似鸳鸯交颈,故南湖(包括东、西湖)又称“鸳鸯湖”。
上古时期,南湖一带还是个被海水淹没的地方,后来由于长江和钱塘江经年累月携带的泥沙大量沉积,陆地不断向东向南延伸,海水逐渐退出,形成低洼地带,运河沿线的多条支渠遂汇流于此而成湖泊,上承长水塘和海盐塘,下泄于平湖塘和长纤塘,流注黄浦江。
南湖形成初期面积较广,由于长期缺乏疏浚,湖滨不断被泥沙淤积,湖面日渐萎缩,今日南湖仅占初期的三分之一左右,水域面积90.83公顷,水深2~5米。南湖周围地势低平,河汊纵横。据史籍记载,五代后晋天福年间(约936—944),这里芦蒿丛生,一片荒凉景象。后来吴越王钱鏐第六子广陵王钱元璙任中吴节度使时,在湖滨筑楼作为“登眺之所”,取唐代诗人杜牧《江南春》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烟雨”一词为楼名。南湖从此渐成名胜。
北宋以降,湖畔陆续兴建了潘师旦园、高氏圃、南湖草堂、列岫亭、水心亭、乐郊亭、勺园、秋水阁等园林建筑。其间,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嘉兴知府赵瀛征民工疏浚城河,将挖出的淤泥河土填入湖中,堆成一“厚五丈,广二十丈”的小岛,四面环水,俗称湖心岛。第二年在岛上仿旧制复建多次毁于兵燹的烟雨楼,形成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独特景观。
南湖湖心岛(吴浩云摄)
烟雨楼四面环水,岸柳婆娑,水木清华,登斯楼也,晴光潋滟,烟雨迷离,四时美景,晴雨皆宜。相传乾隆皇帝六次南巡,先后八次登上烟雨楼,抚栏远眺,陶醉于南湖胜景,流连不忍离去,以致后来敕建承德离宫“避暑山庄”时也在其中仿建了一座烟雨楼。
烟雨楼自五代始建,已历一千多年,虽屡经兴废,楼内仍保存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碑石50多件,弥足珍贵。如宋代书法“四大家”之一的米芾的诗碑、元朝画坛“四大家”之一吴镇的画竹并诗碑、晚清名将彭玉麟的梅花石刻和题诗等。
南湖四季宜人、旖旎的风光和嘉兴日益繁荣的“东南一都会”的商品经济地位,吸引了历代的文人雅士为之过往、徘徊、吟咏。宋代大文学家、诗人苏轼三过嘉兴,留下了“闻道南湖曲,芙蓉似锦张,如何一夜雨,空见水茫茫”“鸳鸯湖边月如水,孤舟夜傍鸳鸯起”的诗句;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烟雨楼》:“湖上藕花楼上月,踏歌惊起睡鸳鸯。”清代著名学者、一代诗词大家朱彝尊对南湖情有独钟,一连写下一百首《鸳鸯湖棹歌》。其先世江苏吴江人,明景泰四年迁于浙江嘉兴府秀水县,遂为秀水人。清顺治六年,朱彝尊挈家移居嘉兴梅会里(今嘉兴市王店镇)。南湖的风物人情、故土乡愁不时地萦绕在朱彝尊的心田。其所作《鸳鸯湖棹歌》不仅富有竹枝词、浪淘沙的格调,清新自然,而且真实地记录了嘉兴地区的地名、人物、风俗、物产、古迹、传说、典故等,反映了明末商品经济繁荣时期嘉禾平原的现实生活场景,历来被认为“可补方志所未备者”。于是,朱氏《棹歌》一出,和者云集,受其影响,“棹歌体诗歌”竟风行一时。加上各诗的注文,这种“棹歌体诗歌”保留了大量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地方史文献价值。
民国元年(1912)10月,孙中山曾来南湖游览,并在烟雨楼假山前与各界人士合影留念。现代史上许多著名文学家、诗人如茅盾、郁达夫、曹聚仁等都曾来南湖游览,沉醉于南湖的迷蒙烟雨中,同时也留下了动人的诗文。
嘉兴南湖(吴浩云摄)
二
如今的南湖驰名海内外,不仅是因为她绮丽的风光,而且还因为这里是中国革命星星之火的发源地。
据中国共产党党史记载,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中国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他们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革命道理,组织工人进行斗争。在这个基础上,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先后涌现了一些党的早期组织,旅居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成立了这样的组织。这些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条件逐渐成熟。
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书诚、李汉俊兄弟的寓所秘密召开[1]。出席会议的代表有: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2]。参加会议的还有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接洽工作时,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了全国7个共产主义小组50多名党员。
当时,对党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各在北京和广州,因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3]。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尼克尔斯基(又译作:尼科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7月30日上午,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刚开始,“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进李汉俊的住宅,掀开门帘,闯入了会场,朝在座的代表们贼眉鼠眼地扫视了一周”,会议被迫中断。“代表们快速离开后,大约一刻钟,法租界巡捕房就派人包围了李汉俊的寓所,进行了一番搜查。”[4]当时从会场内转移出来的代表分别辗转聚集到环龙路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里商讨对策,会议能否继续进行不仅关系到各项预定的议程能不能圆满完成,而且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正式成立。大家一致认为,继续在李汉俊的寓所开会肯定是不行了,必须马上找到一个安全的新会址。可是,这个地方既要保证绝对的安全,能够避开法国巡捕,还要不能距离太远太偏僻,要便于所有代表能够安全、顺利地抵达会场,而且最好是能在当天结束会议。
有代表想到了杭州西湖,因为他在那里生活过,比较熟悉。到了杭州在西湖租一条游船,借游湖之名行开会之实,可以不引人注目,而且乘坐沪杭铁路的火车也比较方便。但是,又有代表担心西湖毕竟是旅游胜地,人多眼杂,很容易暴露。同时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需要五个多小时,即使乘坐早上7时35分的火车也要下午1点多钟才能到达杭州,根本不可能在一天内完成会议的所有议程。于是大家否决了到杭州开会的提议。
还有什么地方比较合适呢?
正在大家苦思冥想而未有良谋之际,上海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提出去嘉兴南湖开会的建议。嘉兴距离上海不过一百多公里,乘坐早上7时35分的火车,上午10时25分就可以抵达嘉兴站,南湖位于嘉兴城南,距离铁路嘉兴站不远,这样,可以保证有一天的时间来完成会议议程。况且湖上游船可以包租,随意停泊。南湖不像杭州西湖热闹,游客较少,以游湖为名,在湖上开会,实在没有比这个更隐蔽、安全的了。
王会悟是嘉兴桐乡乌镇人,曾在嘉兴女子师范就读,对嘉兴及南湖的情况十分熟悉。她又是“一大”的工作人员,承担着为外地代表安排住处的任务。她的特殊身份和她熟悉家乡嘉兴的特殊条件,赢得了代表们的一致信赖。据王会悟后来回忆说:“我想到我家乡嘉兴的南湖,游人少,好隐蔽,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李达去与代表们商量,大家都同意了这个意见。”[5]
代表们通过了王会悟的建议,决定将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举行。陈公博在返回旅馆途中,被暗探盯梢,好不容易、有惊无险地甩掉暗探回到他所住的大东旅社,和新婚的妻子刚休息不长时间,又被一声枪响惊醒(当时旅馆中发生了一起人命案)。一夜之间两度惊吓,陈公博一刻也不敢停留,他和李达打了个招呼,便陪着妻子去杭州散心去了。于是,陈公博没有去嘉兴。李汉俊也不能去。因为他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法租界巡捕房侦探的严密监视,无法脱身赶往嘉兴。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去不了。他们二人都是身份特征很明显的外国人,乘坐火车太招人眼目。于是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参加会议了。
“一大”代表转移南湖的所有事务性工作都是由王会悟一手安排的。
7月31日,王会悟与部分代表坐火车来到嘉兴,在离南湖不远的张家弄鸳湖旅馆开了两个房间,让先到的代表在旅馆稍作休息,同时,委托旅馆的账房租了一条画舫(中型游船)。王会悟先带着几个人登上南湖的烟雨楼,一面观察周围环境,一面为画舫的划行路线和停靠地点做选择。没过多长时间,其他代表也抵达嘉兴。王会悟随即把大家领到南湖渡口,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乘小拖梢船登上事先预订好的画舫。这是一艘通体丹红色、雕饰彩绘、陈设考究的游船,当地人叫它“单夹弄丝网船”。此时这条游船正停泊在烟雨楼前的水面上。
中共一大会址—南湖红船(孟凯摄)
当天,阴有小雨,湖面上烟雨茫茫,游船不多,代表们以游湖为名,吩咐船主把船撑到湖心岛东南方向约200米处的僻静水域,用篙撑住。会议就在这条游船的中舱举行,王会悟扮成歌女,坐在船头为代表们放哨。
舱内摆放着茶点,11位代表(张国焘、李达、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周佛海、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包惠僧)围坐在八仙桌前,把带来的乐器放在桌旁、麻将牌摆在桌上,仿佛是一群好友在游湖遣兴。偶有别的画舫经过旁边时,代表们便有的拿起乐器轻轻地弹奏,有的把麻将牌洗得“哗哗”的响。
中午,鸳湖旅馆送来了王会悟预订的具有南湖风味的饭菜,代表们边用餐边休息。
下午,湖上的小游船逐渐增多,有的游船还传来留声机播放京戏的声音,湖面上不再宁静。代表们让船主尽量把船划到相对宁静的水域。下午5点左右,突然出现了一条小汽艇,代表们以为是政府的巡逻艇,曾短暂休会,后来得知是私人游艇后,会议才继续进行。
大会开了整整一天。下午6点多,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并选举了党的中央局领导机构。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从此,中国出现了一个完全崭新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其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先后悄悄离开红船,当夜分散离开了嘉兴,他们把革命的火种带向全国各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的劳苦大众从此有了翻身解放的希望,中国的历史从此写出全新的篇章。
“一大”的胜利闭幕,昭示着由13名“水手”驾驶的这艘中国革命的航船从此扬帆起航。南湖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革命纪念地。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选择了南湖,南湖的烟雨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成就了开天辟地的中国革命伟业。“石库门的那盏灯火最终照亮了中华大地,南湖上的一叶扁舟已经成为巍巍巨轮;曾经只是中国300个政治团体之一的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而党员人数,由‘58’变为了‘9514.8万’。”[6]1963年,当年的“一大”代表董必武先生重返嘉兴畅游南湖,忆起42年前的往事,心潮激荡,挥毫题联:“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1985年9月,邓小平为南湖革命纪念馆题写馆名。1986年1月,胡耀邦题写了“中共一大会址”。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他在文章中首次提出并概括了“红船精神”:“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7]2017年10月31日,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赴上海瞻仰中共一大会址、赴浙江嘉兴瞻仰南湖红船,回顾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强调:“铭记党的奋斗历程,时刻不忘初心,担当党的崇高使命矢志永远奋斗。”
“小小红船承载千钧,播下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跨世纪航程。”[9]南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革命航船的启航地,以其独特的红色旅游资源吸引了国内外的游客。2011年,南湖被正式评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现有国家、省和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七处。其中,中共“一大”会址纪念船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烟雨楼和沈钧儒纪念馆为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揽秀园、文星桥、仓胜祠及舞跤石为嘉兴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附录：
南湖红船[10]
作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船,几十年来,她向人们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场景,人们亲切地称她为“南湖红船”。这是一艘中型的单夹弄丝网船,船长约16米,宽约3米,船头平阔,设有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右边一条夹弄贯通四个舱室。中舱放置一张八仙桌,周围放桌凳和茶几。前舱搭有凉棚,房舱设有床榻,后舱置有橱灶等物,船梢系有一条小拖梢船,为便于接人、进城购物所用。
如今停泊在烟雨楼前水面上的游船,是1959年仿制的。这年夏天,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嘉兴地委指示,嘉兴县委决定筹建南湖革命纪念馆并仿制“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纪念船”,争取在国庆十周年时对外展出。为了实施这一决定,嘉兴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沈如淙任主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郭竹林任副主任兼筹建办公室主任、宣传部干事董熙楷任工作人员的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委员会。根据中央有关部门“南湖建馆的中心是船的问题”的指示,筹建委员会成员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赶制了一只双夹弄丝网船模型。郭竹林和董熙楷带着这只模型去了北京,准备将它呈交给毛主席和董必武审定,可惜当时毛主席到西南视察去了,董必武也去了西北,要见毛主席、董必武必须等到几天以后。于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介绍郭竹林、董熙楷两人先到中共一大保卫人员、亲自租船的王会悟处访问。王会悟对船模进行仔细观察后,回忆说:“这只船的模型,同当时一大代表开会的那艘船的样子倒是很像的。但就是太大了点,实际上还要小点。”据王会悟回忆,当时一大开会租用的应该是单夹弄丝网船。因为筹建纪念馆的工作多、任务重、时间紧,郭竹林、董熙楷在北京不能久留,于是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留下了一份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报告后,随即动身返回嘉兴。返嘉后,又立即做了一只单夹弄丝网船模型寄往北京,直接呈送党中央、毛主席审定。出乎大家意料,郭竹林、董熙楷在北京所写的报告竟被直接送到了毛主席的手里,毛主席还作了批示,大意是“我南征北战,记忆不清了,请董老过问此事、好好看看”。董必武看了嘉兴寄呈的单夹弄丝网船模型后作了答复:“船就是这样,但大船后面还有一只小船,是保卫人员坐的,万一发生情况,也可以用于撤退。”之后,嘉兴方面又询问了王会悟,她也说确有一只小船。这样,又增做了一只小拖梢船模型。历经几个月的艰苦奋战,南湖红船终于仿制完成,并在国庆十周年那天下水,停泊在嘉兴南湖湖心岛烟雨楼前东南方向的水面上。南湖红船真实地还原了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召开时的历史场景。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13.“据后来考证,党的一大开幕的准确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1941年6月《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将7月1日作为党成立纪念日。此后,每年7月1日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
[2]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21:13.“张国熹,1938年投靠国民党,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陈公博、周佛海,在党的一大后不久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被清理出党,抗日战争中成为汉奸。”
[3]何虎生.建党伟业[M]:“李大钊本应作为北京代表到上海参加一大会议,但是,当时李大钊正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公务繁忙,更重要的是当时他任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要领导北京高校索薪斗争,实在无法脱身,所以未能出席一大。”“而另一位中共建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陈独秀,也因为种种事宜,未能出席中共一大。当时,陈独秀接到李达的信后,回信表示自己不能到会,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于是,他指派了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出席了中共一大。”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7:186,188.
[4]何虎生.建党伟业[M].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7:200201.
[5]澎湃新闻网.“一大会址”日记|红色故事·南湖红船是一艘什么样的船:20180319.http://mini.eastday.com/a/180319174522886.html
[6]张政,刘文嘉,罗容海,张焱.光明述评:再论红船初心———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启示录[N].光明日报,20171120日(1).中国日报网20171121.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00630.http://cpc.people.com.cn/2020/0630/c41924231765286.html.
[7]习近平.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N].光明日报,2017121(1).
[8]习近平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强调,铭记党的奋斗历程时刻不忘初心,担当党的崇高使命矢志永远奋斗.新华网.20171031.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0/31/c_1121886319.htm.
[9]习近平.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85.
[10]李持真.南湖红船[J].浙江档案,2018(5):4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