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会遇见许许多多的人，有的人来了，也就悄然走了，而有的人来了，则永远地留在了你的生命中。郑守仁院士于我而言，就是这么一位永驻心间，永留思念的人。
我与郑院士因校相连，因水相牵，他既是我人生的引路人，也是我事业的长明灯；是我的校友，是我的师长，更像是我的亲人。他对我的恩情，如山高，也如水长。
故人已远，音犹在耳；往事浮现，如影随行。
大道至简情谊至深
“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我与郑院士相识于二十多年前，1998年的夏天，我刚刚成为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及环境学院的副院长，受学校委派随队前往三峡工地现场考察学习，因此得以有机会拜见郑院士。此时的长江流域，正处于梅雨季节，经受着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三峡工程承受着世人期待的目光。
面对气势汹汹的特大洪水，看着军民携手抗洪的壮举，郑院士怀抱家国之忧，期待早日建好三峡，早日发挥其利国利民的作用。半年以前，作为三峡工程的总设计师，在郑院士创新提出的“人造江底，深水变浅”截流方案下，长江三峡顺利截流，举国欢腾。这一方案设计不仅获得了国家优秀设计金奖，成果更是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成为了1997年世界十大科技成就之列，他本人也于同年入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对于这样一位“国之重器”的中梁砥柱，他的科学成就和伟大贡献令我有高山仰止之感。当我们一行人到达三峡工地的时候，在旁人的指点下，才在众多汗流浃背的三峡建设者中“找出”郑院士。他头戴发黄的旧草帽，身着灰色的大汗衫，脚下是一双沾满泥灰的土布鞋，和建设工人们一起，在一百多米高的大坝上沿着梯子爬上爬下。此情此景，更是让我肃然起敬，“工地院士”的称号里，饱含着忠诚、汗水、热爱，甚至是生命。
等他忙完，摘下草帽，近眼相见时，我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亲情。在我老家有一位姑父，长相酷似郑院士，举手投足间的神态也十分相似。巧的是，还同是华东水利学院毕业的，两人上下届的差别。因此，我对郑院士更多了一份特殊的亲人情感。
得知我们是来自母校的青年教师，他很高兴，亲自领着我们实地“走览”工地现场，他边走边吐露心声，叮嘱我们“洪水肆虐，早一天建好三峡，江河就能早一天安澜。河海大学在三峡做了很多的工作，你们要持续关注和推动这个工程，让它尽早发挥作用。”他用最简单、最朴素、最恳切、也最自豪的语言，详细介绍着这项伟大工程，表达着内心的迫切期待。那种神情，那种语气，仿佛是一位孩子在给人介绍自己的父母一样，难怪他也被人称为“三峡之子”。
到了饭点，郑院士兴奋地提醒我们，“今天食堂有红薯，我最爱吃这个了，中午高老师和我一起请你们吃红薯。”他以工程人特有的朴素著称，从不讲排场，不讲规格，从不讲形式。这种作风延续着河海精神，体现着河海风骨。其实，大道至简，郑院士在毕生最爱的事业里，携自己最爱的夫人，请我们吃生活中最爱的食物，此等情谊，非比寻常。
良师益友水利宗师
广涉万水千山后，郑院士对水环境问题高度重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阔步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我一直从事水环境问题研究，在我的记忆中，郑院士是最早一批关注水环境问题的专家前辈。在各种场合、各种会议、各种交流和汇报中，郑院士都始终不离环境生态问题。早些年，社会上对三峡工程的环境影响比较关注，郑院士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途径，向社会进行解释和阐释。郑院士接受过中央电视台、中新网、新华网、凤凰网等主流媒体的采访报道数十次，就三峡工程对下游堤防的影响、对长江口生态环境的影响、对长江珍稀和濒危物种的是否有灭绝危险、对是否诱发地震、是否导致上海海水倒灌等问题，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回应。其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严谨科学的精神，令人心服口服，也令我受益匪浅。
经师易遇，人师难遇。听说我在从事水环境问题研究后，他非常高兴，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任何事情都是有阶段的，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已经到达一定阶段，水利的未来一定是从与水抗争转向人水和谐。所以，研究水离不开研究水环境。”他站在水科学的整体视角，不拘泥于具体学科范畴，不局限于既有规划计划，而是从水相关领域长远考虑，这与后来的“五水共治”思想不谋而合，大大启发了我构建“水安全、水环境、水景观、水文化、水经济”五位一体的水利综合建设模式。
基于这样的科学共识，他还进一步指点我，“水环境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流而异，要从当前急需的流域性问题出发，先解决好一条河的问题，摸清一条河的治理规律之后，再按图索骥，推而广之。”这种基于大江大河大保护大治理的观点，颇有先见之明。和郑院士聊天，就像在翻阅一本丰厚的大百科全书，你所想要知道的东西，他那里都有，并且都能给出科学准确的回答。
2007年，太湖流域环境问题长期积弊，导致太湖蓝藻大规模爆发，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河海大学受命开展治理研究，我向郑院士咨询请教，他提醒关注水利工程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解决好水动力变化对水质的影响问题，协调好滨水湿地对水质净化的关系等问题。他的建议个个都直切要害，关乎根本，从中可见他高深的水利智慧，特别是对涉水问题理解的透彻以及对水环境问题的娴熟。在我看来，他堪称水利宗师。
谦谦君子情牵母校
由于都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同在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我们经常有机会一起开会评审，一起交流探讨，我能更多地感受到他的风格风骨。在我看来，郑院士是胸中有丘壑的人，他不自满，也不自负，不以高临下，不以威示微，无论对人还是对事，总是勤谨和缓、谦恭有礼，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虚心竹有低头叶。记得2012年，我与他一起到长江上游的怒江和金沙江一带调研。由于地势险要，担心72岁高龄的他腿脚不好，我们给他配备了一位助理，准备了一根拐杖。结果，助理不小心扭伤了，郑院士就把自己的拐杖给了助理，并且一路上反复提醒关照助理，遇到小坡小坎，还不忘伸手拉一下、扶一把。正是这种“扶一把”的态度，他对我的关心关怀不仅在业务上，也在生活上，更在为人处世上。我为人较为耿直，也不喜与人交往，总喜欢自己一个人闷头做事，他就总是劝导我，一定要学会“传帮带”，要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善于激发年轻人的热情。工作和生活中如果遇到一些不良风气，要保持自己的本色和本性，该听的听、该做的做，不该听不该做的要勇于坚持自己。在我的印象中，郑院士从不发脾气，无论面对多么棘手的事，他总能化繁为简、举重若轻，用自己温柔、朴实的语言，轻巧地化解矛盾。这种静水流深的境界，一直是我学习向往的所在。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郑院士把毕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中国水利事业，时刻胸怀祖国，他也常说自己最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河海的校园，他对母校的感情深深埋在了心底里。从华东水利学院毕业后，几十年来，他始终把河海当作家乡，把河海人当作亲人。他对河海的关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校的整体发展方向和定位上，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时刻提醒学校，要目光敏锐地瞄准国际国内学科发展前沿，按照“水利工程补短板、水利行业强监管”的总基调，超前布局，及时调整学科专业课程设置，服务国家战略和行业需求。作为河海的“志愿参谋长”，几乎学校的所有重大事情，他都会踊跃参与，献计献策，这种“来者不拒”的河海情怀，让河海历代领导人都深有体会；作为河海的“义务宣传员”，他会利用各种时机，在各种重要场合，向各种重要对象宣传河海大学，讲述河海大学。二是对学校师资人才的提携，他尽心尽力、毫无保留。只要是河海人求助于他，他都会倾囊相助，利用各种机会，给河海青年教师开讲座、做报告、搞辅导，引导大家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我当初从事水环境研究时，在申报课题和各种成果过程中，会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水利范畴。郑院士总是会据理力争，耐心解释，统一思想，争取支持。2002年，郑院士建议学校将环境学科从水文水资源与环境学院独立出来，成立环境学院，布局具有河海特色的“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学科。可以说，学校环境学科的后来居上，长足发展，郑院士居功至伟。三是对河海的人才培养，他亲力亲为。三峡工程中活跃着大量河海人，郑院士对河海人才培养质量肯定有加。三峡大坝一直是河海学生实习、实践和就业的重要基地，郑院士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强调实践知识的重要性，认为学生一定不能死啃书本、死读书，要结合社会条件和工程实际，带着问题去学。因此，他总是不愿其烦地频繁来到学校，走上三尺讲台，把丰富的实践知识带进课堂，讲给学生。他的课十分受学生欢迎，课课精彩，场场爆满。
想见风范空留影，欲闻教诲杳无音。往事依稀，天人同悲，郑院士对三峡工程、对中国水利事业的卓越贡献必将永载史册！而他胸怀祖国、勤勉敬业、真诚和善的优秀品质和精神更是深深融入了所参与的一座座水利丰碑中，将永远激励水利后辈们砥砺前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河海大学教授王超
